三是电脑排版的难题。《诂林》在编纂之初，曾有过三个印刷的设想，一是全部手工抄写，但五千万字手工抄写迁延时日，影响出版；二是原始照相制版，但古文字的原始文献版式各异，字体不同，繁简不一，难以求得划一；三是电脑排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包括电脑排版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因此，在《诂林》创意之初，李老师就已提出设想运用电脑技术采用激光照排进行全书的合成。但当时国内外对于出土古文字的电脑排版技术尚处于空白阶段，将古文字形体手写剪贴电脑制版，当时也有少慢差费的顾虑。李老师曾感叹：“如何与时俱进，体现信息时代的新风貌，这又成了一个难题。”在《诂林》启动后的四五年中，李老师等从未间断过运用计算机印刷古文字的调研工作，王元化先生和上海新闻出版局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等也共同商议破解这一难题。编委成员曾先后赴北京、保定、广州、深圳、常州以及所在地上海进行调研。在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帮助下，最后经考察选定了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并与之联合开发了《古文字字形库及排版系统》，并通过了上海市科委的成果鉴定。1996年3月20日，上海市有关领导和上海的人民出版社、辞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学林出版社、远东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八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诂林》编纂工作的座谈会，对杰申电脑排版的“形神兼似”的样稿进行了论证，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可以说，《诂林》不仅在内容上是功德无量的大型文化工程，在古文字电脑印刷技术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和突破。“该书首次将现代信息技术同古老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开世界上使用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上海教育出版社《古文字诂林》出版宣传语）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难题之外，《诂林》还遇到了诸如遵守知识产权、经费持续投入等的难题。《诂林》是一个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的大型工具书，将面临如何解决知识产权的难题。在李老师的指导下，郑明教授和我等编委成员认真研究了我国的有关著作权法，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帮助下，使知识产权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诂林》进行的中期，项目经费曾遇到了较大的缺口，在王元化先生和王为松社长的联系帮助下，项目得到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对此李老师十分高兴，他回忆道：“编委会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不仅解决了后续经费的投入，也同时解决了书稿的出版问题，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字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和学术团队导师

　　《诂林》编纂工作之初，李老师就意识到能否带出一支队伍，将直接关系到能否优质高效地完成这个重大项目。本着“完成一个项目，培养一支队伍；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宗旨，在王元化先生的倡导下，李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了“文字学研究中心”，王元化先生亲自为中心题写了匾牌。1999年，当《诂林》第一册问世之际，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文字学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术团队集体亮相，得到了全国同行专家的交口称赞，认为上海已成为文字学学术研究的重镇。一些中青年学者在李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诂林》。正因为有了《诂林》的学术基础和学术影响力，教育部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并带动了原有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博士授予点成为了上海市重点学科。李老师对于这支学术团队的形成和发展，内心十分欣慰，他曾撰文写道：“这支编纂队伍敬业刻苦，团结奋进，在近十年的磨炼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李学勤先生曾感叹道：“《古文字诂林》编纂出版的十五年，对于学术史来说，为期不算太长，而对于学人来讲，却是不短的期间。这部书的学术顾问八位，朱德熙、胡厚宣、马承源、、张政烺、戴家祥、顾廷龙（以姓氏笔画为序）六位都已经过世。抚今追昔，今天在这里纪念他们，我觉得完全应该的。”如今，《诂林》　主编李老师也已往生，学生谨以此文的追忆表达对李老师的怀念之情，李老师与《诂林》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