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下半年，《诂林》曾先后召开了四次编纂工作会议。7月13日，《诂林》编纂规划制定首次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王元化先生主持会议，到会的有关领导和出版机构负责人有龚心瀚、赵斌、钱伯诚、魏同贤，到会的顾问专家有顾廷龙、马承源先生（1927-2004）、齐森华、李玲璞、汪寿明等。会上，李老师谈了《诂林》整理编纂规划的初步设想。与会领导和专家对编纂工作的书名、内容、特点、体例、资料收集、电脑排版、开本字数、人力时间、规模经费等逐一进行了讨论。8月22日和9月9日，先后在王元化先生家中小范围讨论了《诂林》编纂规划的提纲草案，对书名内容、编纂宗旨、编纂体例、资料收集（包括外文资料）、经费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研究，明确了以下几点：《诂林》项目由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承办，项目经费由规划小组提供；王元化先生和钱伯诚先生都提出不参加学术顾问名单，只担任具体规划工作；　建议成立编纂工作委员会；　商定10下旬举行第一次顾问论证会，由规划小组和华东师大一同筹办。10月26日至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诂林》的首次编纂规划论证会，《诂林》学术顾问胡厚宣（1911-1995）、张政烺（1912-2005）、裘锡圭、顾廷龙、戴家祥（1906-1998）参加了论证会，会上决定增加朱德熙（1920-1992）为《诂林》顾问。李老师在论证会上汇报了《诂林》编纂规划的草案，包括编纂宗旨、编纂体例、资料收集、工作步骤、工作班子、经费预算等。会议围绕《诂林》的书名和学术定位等进行了论证。这次专家论证会对明确《诂林》的编纂宗旨和编纂范围等最基本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说文解字诂林新编》到《古文字诂林》

　　《诂林》在创意之初曾定名为《说文解字诂林新编》，这在1991年10月下旬的首次专家论证会前一直还是这样的定名。1991年10月15日，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简报第四号的标题就是《关于落实〈说文解字诂林新编〉编纂工作的情报汇报》，1991年10月下旬，李老师在首次专家论证会上的汇报稿也是《〈说文解字诂林新编〉编纂规划（草案）》。在首次专家论证会上，各位学术顾问对书名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古文字诂林》的书名更科学，也更能体现并汇录历代学者关于古文字形音义的考释成果。此前定名《说文解字诂林新编》，曾要求不论新编或增补修订，不能离开《说文》，这样势必有所局限。实际上，《说文》也可列入古文字的研究范围。当年顾廷龙先生在其研究生论文　《说文废字废义考序》中就提出了《说文》与古文字研究的关系：“据《说文》以溯金文、甲骨文，是为阶梯。”“窃拟其途有三：一则以《说文》中连字，即互训者，统为考录，俾知全书之单字若干，单字偏旁与金文、甲骨文之缔造，其关系若何，或可比见。二则考《说文》中确为汉代之字，及一字而孳乳义近之数字者，分别著录，则余者或可谓较早之文字矣。三则《说文》　之字至今日有不用者甚多，就其不用者一一考辨，可见《说文》之中，或有真古文字在也。”
　　1991年11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六二期校报在头版刊登了“我校受托编纂　《古文字诂林》”的新闻，书名已改为《古文字诂林》。我本人还保存有李老师修改的《〈古文字诂林〉编纂规划》（修改稿），所署时间为1991年12月。可见《诂林》在1991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后，项目名称已确定为《古文字诂林》。《古文字诂林》的定名，对于《诂林》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诂林》仍参照《说文》部首顺序排列字头（但首列单字古隶定楷书字头，字头旁加注篆书），但《诂林》已不是新编或补编，而是一部全新体例和学术定位的大型古文字工具书，成为一部汇录上自殷商下迄秦汉的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八种古文字形音义考释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在破除各类难题中推进《诂林》编纂工作

　　《诂林》学术顾问李学勤先生认为《诂林》是“不寻常的学术成果”，“我要说的是，编印这样一部大型的专业工具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中国的古文字学源远流长，变化万端，学者加以隶写考定，又各家不同。这十二册书，有多少需要特殊处理的字形？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向编者和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谢”，“大家赞美　《古文字诂林》‘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并非夸诞之辞”。（《不寻常的学术成果》，《解放日报》2005年11月9日第七版，下引李学勤先生语出处同。）李老师在主持《诂林》的编纂中，面临了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诂林》的编纂就是在破除各类难题中不断推进的。下面略举我所知晓的数例难题，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