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朗斯特罗姆眼中，法西斯的残暴应该远远不及现实的“苦难”来得具体、真切。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他在学校里受到特别优待（免于被打耳光、抓扯头发之类的体罚），然而精神上的压抑却不可避免。对他而言，学校是一个“喘气的空间”，他时时感受到其间的“沮丧气氛”。噩梦尚有醒来的一天，学校的恐怖却是没完没了：长有鹰钩鼻的校长好比邪恶的巫师，无奈没有好心的仙女前来助阵；老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最可怕的是被送到感化院”。“感化院”这个恐怖的字眼让涉世不深的他联想起“磨碎机和刨子”。他不无悲观地想到，成年人设置如此“特殊的机构”，无非是为了“折磨”（甚至“弄死”）顽皮小孩。联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负面情绪也随之呈几何倍数递增。最后，他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特朗斯特罗姆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大概与童年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有关。他后来是否改变了对感化院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少年时代的抑郁症却将他引入内省。“世界是一个医院，在我面前我看见身体和灵魂变形的人”。所幸，古典音乐拯救了他，在舒伯特、格里格和李斯特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忧郁非但没有将其逼入绝境，反倒变成一种“叫我成长的肥料”。此后，音乐更成为终生所好，绵延于创作中，也就有了诗作里无处不在的音韵之美。

    一言以蔽之，《记忆看见我》描摹诗人创作背后的世界，这既是现实的记忆，也是诗意的源泉。特朗斯特罗姆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那么，《记忆看见我》所秉持和延续的正是这份“真实”。他的诗作向来以密集的意象与独特的隐喻著称，在极简的诗句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意指。尤其在1990年诗人因中风而失语之后，句子变得更为隐晦。言语无法传递出他内心真实的声音，一切未尽之意，只有到记忆里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