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这篇札记想过N种飘逸的开头，最后还是决定用个最官方的：作为此前一直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出版者，我做小白的随笔集《表演与偷窥》算越界，算是一次向原创文学的“偷窥”——无他，只因为这位“演员”是小白。

    小白自己怎么看待他那些曾经让文艺青年惊艳的“准风月谈”(我可以想象，迷恋格物的作者，会对这样粗疏的标签无奈地苦笑)？有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当年一起泡“小众菜园”论坛时，众“白粉”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收集这些闻所未闻的材料，构思如此自成体系的奇文的？”他一般不接茬，实在躲不过了，就极简而答：“都可算抄书。”这话让人心里一凛。我也写几个字，我也对书话类随笔的写作方式和意义有种无可言说的焦虑，但远不及他的表达那么通透彻底，听起来几乎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感。新时代的写作者被手段仿佛早已穷尽的叙述历史逼到“言尽失声”的墙角，我们总在有意无意地强迫自己做出突围的姿势来——可他不。他竟在那厢兀自“画地为牢”了。囚室的名称叫“抄书”，他的坐姿既低到尘埃，也高过云端。

    或许只有写作者才知道“抄书”和“抄书”之间能有多大的距离。小白的抄法，用庾澄庆评价吴莫愁的调调，叫“打碎以后重建”，起承转合处不时加上一点自嘲的批注，几声近乎恶作剧的坏笑，把你拽出既有的旋律线，乱一乱节拍，告诉你这是“做戏”，千万别信。要命的是，我们还是信了。当我们跟着他的指引，在庞贝城妓院遗址的壁画上偷窥色情图像的“底线”——年深岁久的画面即便印在七十克纯质纸上依然带着恰到好处的模糊——我们会不会突然惊觉自己太过投入的表情也在被无形的观众“偷窥”？当我们循着他的导读，一步步将作家的“自我”与叙述者剥离开时，我们有没有真正懂得“是所有人——每个人的动机，甚至主要是代表他们内心里最坏最软弱那一面的动机，在推着世界向前走”？当我们在《反讽的爱情笔记》里遭遇齐泽克说的“某物”和“除不尽的余数”时，是什么，像电流般让这些旧词产生崭新的刺激，一直传达到我们的神经末梢？

    从《译文》杂志尚未停刊的年代，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与小白合作，既刊发过他的长篇随笔(比如《让我穿上你的衣》)和《反讽的性笔记》)，又约他替几部译作写过导读(比如《中性》和《双重赔偿》)。但凡出手，小白拿出的文字、配的图，总是能刷新我的认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这人大概也可以算是出版者的噩梦。小白散漫，低调，自闭起来几周不上网，连打五个之内的电话如果他能及时回复，你就应该去买张彩票。他会在某次吃饭的时候跟你描述一幅激动人心的蓝图，然后大半年都在你软硬兼施的催稿声中岿然不动，最后等你绝望了，他的某根神经突然被某个词语照亮，于是开夜车拿出一篇让你无话可说的好文章来——这种过程写在作家轶事里当然很酷，但对于被迫坐在情绪过山车上的编辑(尤其我这种既恐高又怕晕的)而言，可不是什么享受。另外，小白对文本的苛求有时候到了偏执的地步，比如眼前的这本文集，我提了一年动议，被他屡屡否决，因为“完全无法忍受再看一遍自己写的东西，会觉得它们一篇也不值得收进书里去”。最后我伙同本社的另一位资深编辑冯涛，经过一番攻心斗智之后签下合同，再忽悠《东方早报》的黄晓峰义务劳动，帮忙搜罗小白历年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论坛上的文字。总而言之，最后目录搁到小白眼前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居然有那么多？

    非但有那么多，而且有那么好。在这些小白自认为游戏感十足的非虚构作品里，究竟是否藏着或藏着多少学术含量，我们可以等书出来以后让专家们慢慢评判。我自己的感觉是，比起上一本被陆谷孙老师称为“用情色的瓶子装文化的酒”的《好色的哈姆莱特》来，这本更沉着，更丰满，将图像和叙事的问题展示得更有层次，就像我们在本书的装帧设计中力图贯彻的那样：外表素雅，一打开，渐有暗香盈袖。

    惟其如此，我和冯涛费尽周折、共同担任责编的这部文集，其出版意义才显得那么有说服力——至少对我们自己。我打开书，那些曾经让我或抚掌大笑或若有所思的句子跳出来，不知不觉间流淌到此刻正在敲击键盘的指尖。小白说过，写作是思维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乐意一起长跑，在这样洗练准确、直击要害的语词的密林间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