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你对电子阅读怎么看？

    T：上次来世博会，大会给朱天心发一个电子书，但是后来没用。我不排斥电子书，事实上电子书的功能对我来讲是多余的。

    我每天早上8点多出门，在咖啡馆待到下午1点多，基本上不带多余的书，只带今天写作中要引用到的。因为书太重，曾经背断过两个袋子。这是我不在家里写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阅读通常比书写更吸引我，如果写作遇到困难，手上有书我会去看书。在咖啡馆写作的好处是毫无机会，你就算写不出来，也只好瞪着稿纸。你只有这样才能逼迫自己写下去。电子书对我来说反而不好，太容易形成陷阱，因为它有太多可能，它里面总有500本、1000本书，很容易当场就看下去。

    我知道台湾另一个小说家，去年写出台湾这两年最好的一部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他叫林俊颖，我的老朋友。他也在咖啡馆写作，他是个极其沉静、阅读非常多的人，一个人住，生活习惯非常好。他不像我这样要抽烟，没有书桌，他不受干扰。可是他后来使用咖啡馆，就是怕自己掉回到阅读中。在家里看书，你借口说要查个资料，可能就花费两小时。他就把自己逼到书写中。

    K：网络对你就没有一点好处吗？

    T：（网络）方不方便很难讲，以我来讲，在浴缸里我还是觉得纸质的书更方便，而且更轻，纸受潮也没关系。但我不排斥使用网络的人，有时候我和谢海盟说，帮我查一首诗，明代关于丈量土地的诗我只记得一句，让她帮我查。只是有一点，我不受这个威胁，我不会认为，因为这样人家说我古老落后保守，倒行逆施，这一套对我没有用。

    网络的便利有时候是一个陷阱。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相信网络，把所有的报纸都停掉。可是事实上他是最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的人。因为网络新闻你必须点击，才知道。可是你看一份报纸吧，别人给你挑得好好的，从第一版到最后，有一个完整的世界面貌。

    K：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做一个守旧的人，会不会很难？

    T：手机和邮箱，我都没有，唯一的好处是别人不容易找到我，就算世界末日也等我回家再说。这很严重吗？不严重啊，人类几千年几百万年来就是这样过日子，忽然我们对时间的焦虑很好笑，比如买新的车子可以节省0.5秒，但你真的那么在意，这么珍惜时间吗？

    我常笑那个广告，到一个美丽的海滩，大家都在愉快地玩，只有一个傻瓜拿出一个新型的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工作，你会羡慕他啊？

    K：但还是有不少作家和网络靠得很拢。比如骆以军迷上了facebook，今年出了一本《脸之书》。

    T：不瞒你说，我对他接下来的书写非常非常忧心，以骆以军的能耐，他的地位，大家对他的爱护和期待，那本书是绝对不应该出的，是一本乐瑟（垃圾），就这么简单。

    K：这个意见很严重，你和他表达过你的看法吗？

    T：在不伤害他很严重的情况下，有让他知道过。那本书要找100个人推荐，他不敢找我，我从不做腰封的推荐，他找朱天心和朱天文，我听到吓了一跳。编辑说得很奇怪，说骆以军出了一本新书，希望大家一起来给他推荐。我说干吗，他得癌症了啊？！因为我们是常年的朋友，我们并非陌生人，我们知道书写是怎么回事。后来朱天心和朱天文都拒绝了。朱天心还写了一段话，我们的信用有限，等你认真的长篇出来，我把我的推荐留到那时候吧。

    当然他（骆以军）想玩，也无所谓，市面上糟糕的书很多。他写完《西夏旅馆》，以我的看法，应该更沉稳更有耐心，而不是这个时候去把这些东西用掉。也许这样一本书，对别人来讲我没有意见，但骆以军出，我就有意见，因为我对他期待值太大。

    K：作为一个专业读者，你真的很严厉，肯得罪朋友，这样不留情面的人很少。

    T：相对来讲，我比较正直，愿意说大家不愿意说的话。有些严厉是看对人，我对朱天文也是非常严厉。骆以军本来很在意我这一点，担心我会偏袒或干吗，但朱天文曾经写过一个不成功的东西，我说了很多话。骆以军看了吓一跳，说我说得太重了。也许我的态度有错，我确实不知道对一个创作者该怎样，但这样说不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我喜欢的创作者。老实说，我真心相待的创作者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会在我感觉到有危机的时候说话。

    K：你有没有没看完的书？或者看不懂的书？

    T：当然有，一大堆。不懂是常态。一个问题困扰作家二三十年，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从他开始，也许一两百年前就有人想。他一辈子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你一刻一秒钟也没想过，希望他在两句话三分钟内做到让你懂，你不觉得太超过了吗？你找到普朗克，找到普尔，你让他们三分钟之内说量子力学让我懂，你不是太超过了？书有时候不是故意那么难，而是有些问题就是那么复杂，有些问题就是那么难，这是人类无穷尽的一个思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