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文学翻译的演讲中，说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首先文学本身会提出很多要求；另外，对一本具体的文本而言，它需要更多的读者来欣赏；还有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王永年翻译博尔赫斯能够成为经典，翻译《在路上》却遭到诟病，这种差异不是因为译者的水平“不可信”，而是因为时代的差异所造成的精神冲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提及翻译的现代性，在某个时代里都需要更契合这个时代精神的译本。

　　博尔赫斯在诺顿讲座中也提到了这种翻译的差异性。他认为翻译的作品的好坏从来都不是“从”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的，而是应该“由”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因为“我们身上都担负了历史观”。哪怕我阅读的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但由于译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也会大相径庭。也许找到适合我们的译本才是最重要的，出现更多的译本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评价王永年的译笔“翻译没有匠气”，“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最注重的是“信”。所谓“信”，即是说，把文学翻译当成一项伦理任务，通过翻译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突出文学精神，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加深我们的文学意识，从而可以训练我们的心智，把翻译作为一项永恒的志业。

　　这也许才是年轻的译者们需要学习的翻译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