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手机音乐、彩铃等业务是电信业增值服务的增长点，其收入主要构成为：用户月租、包月和收费下载。但版权方能收到使用费的只是收费下载这一项，这一项的分配比例大致是：电信企业15%,服务商45%,版权方40%。如果这一分配比例能落实，音乐版权人自然没有异议。但电信企业普遍不开放后台数据，下载量究竟是多少，内容提供方是难以确知的。中国音像协会的一份报告称：事实上，绝大多数收入都被电信企业拿走了，版权方（内容提供商）的收入，不会超过总值的5%。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音乐人说，电信公司的音乐排名都需要花钱去买，否则就不给你推介，“这其实就是回扣，只有交了回扣，你的歌才能进入排行榜的前10位或前20位。”

　　尽管这种做法明显不合理，涉嫌违规甚至违法，但是由于音乐权利人手中的版权过于分散，单个唱片公司实力太弱，在面对中国移动等数字音乐的主力发行渠道时，音乐版权方几乎彻底丧失了议价权。

　　宋柯表示，希望通过唱片工作委员会把唱片公司团结起来，如果唱工委手中的版权占到全部版权的40%,那么唱片业就有实力向渠道方和使用者要求至少40%的分成。这两个40%成为宋柯新的奋斗目标。

　　而在许多音乐人眼里，互联网公司的做法比电信企业更为恶劣。许多网站和搜索引擎通过提供免费下载和MP3搜索，赚取广告费和流量费。虽然近年来在唱片公司连续发起的诉讼攻势下，互联网企业有所收敛，但是各地法院对着作权法里的避风港原则理解不一，相关诉讼有赢有败，高昂的律师费和偏低的赔偿，使音乐权利人难以有效维权。

　　“电信企业说，我们也很困难，也没赚钱。但问题是，如果说音乐不重要，没有价值，那么电信企业取消音乐频道，搜索引擎掐掉MP3搜索，别去赚那个流量费，不就完了。”钟声说。

　　“唱片业是社会不讲诚信的受害者”  新生代在探索唱片业未来出路

　　宋柯说，虽然现在艺人收入不低、演唱会的票卖得也挺火，但唱片工业的核心不是商业演出、广告代言等艺人经纪，而是版权。“我现在依然愿意强调：录音制品本身的版权必须有价值，商业使用必须付费。”

　　宋柯说，在唱片业的黄金时代，唱片公司是不屑于签艺人和经纪人的。因为唱片公司单靠录音制品的版权，就可以活得非常好、非常有尊严。“为什么活得这么好？第一，版权有价值，第二，有合理的商业规则。”

　　但显然，合理的商业规则是版权有价值的前提。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商业环境所极度欠缺的。

　　“唱片业是社会不讲诚信的受害者。”钟声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在唱片发行时采用的一般是先付款后发货的模式。但随着个别唱片公司尝试账期模式，即先发货后收款，中国唱片工业的整个产业链条发生了断裂。越来越多的批发商和零售终端要求采取账期模式，结果呆账、坏账越来越多。“唱片公司过高估计了中国人的诚信水平，收不回钱来。”钟声说，这一幕随后又在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中上演，唱片业再次成了“受害者”。

　　盗版横行、维权艰难、商业潜规则……出于对国内版权保护现状的担忧和失望，一些唱片公司已经开始拒绝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与电信企业合作，拒绝把音乐作品授权给他们使用。钟声等新生代唱片业者将目光转向海外，国外一家知名在线商店的App Store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钟声和朋友合作开发了一款新型音乐产品，他称之为“数字专辑”,供用户付费下载。不同于一般的CD或DVD音乐专辑，这个产品更像一款应用软件，在聆听音乐时，当用户的手指划过屏幕时会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整张专辑将手绘图片、动画、游戏、歌曲融为一体。这张数字专辑上线第一周就取得了下载量第五的成绩，随即又被作为第二周的“精品推荐”推上了首页。“我不方便透露具体的下载数字，但可以说，值得一做。”钟声说。

　　初次尝试取得如此成绩令人欣喜，但令钟声感受更深的是国外这家网络商店的商业模式。“我可以随时查看全球的下载情况，每个月结算一次，钱款扣除30%,其余直接打进我的银行卡。而且这家网络商店还给我一张财务表格，以柱状图的形式把全球各地每月的下载付费情况体现出来。”钟声说，“我第一不用担心收不回钱来，第二不用担心盗版，你最多只能破解，但不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