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即便是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形。《非常与正常》一书中有一个个案很精彩：上海“文革”期间的猪肉“敞开供应”这个事实，竟然会演化成“票证供应”的“集体记忆”，也是通过各个“个体的记忆表达”，再经过公共平台的制造和形塑而成为“集体性的记忆传达”（见第十二章“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作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一是敞开供应、二是平价甚至折扣供应、三是人均消费量逐年递增，这令我们这些从极为严酷的“票证时代”生活过来的广州人深感意外——我们不但是猪肉凭证，鱼和鸡蛋更不用说了，连豆腐也曾经要凭证。

    全书中的附录同样很有价值，像“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和包含‘文革’内容的情况简介”等，对后来的研究者都是很好的指引。当然，除了在档案馆和相关机构中有大量史料以外，还有大量的史料极为分散地存在于民间。比如在广州的“文革”史上，知青偷渡潮是重要的一页，但由于时间延续长、人数多和小规模个体行动等原因，史料的收集不易。从陆地上走的偷渡者要翻过铁丝网，我的一位偷渡朋友当年就亲自画过一张网区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出探照灯、哨岗的位置。有不少这样的“扑网”地图曾在广州知青中流传，不少人（尤其那些被抓回来的）还把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在上面，就像今天的跟帖一样。我朋友说很可惜他那张图没有保存下来，那是“用脚投票”的路线图，我希望今天还保存着这些地图的朋友们好好保存它。

    与“文革”史研究的进路探索要对政治意识形态采取迂回、切割战略似乎有点相似的是江晓原、刘兵、刘华杰三位学者正在热议中的“博物学编史纲领”，见江晓原、刘兵主编的《好的归博物》（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8月）。关于这一“纲领”（这个词无需回避，而且使我们想起最早接触这个词有可能是《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出发点是“提出和明确一种新的编史立场和视角，包括对所写的历史内容的选择、理论的支撑、分析的工具，甚至于叙事的方式”（第4页），从三人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这种出发点实际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以辉格史观编写的高度压缩的智力史，数理至上的科学主义，科学的高度黑箱化、神秘化、祛人性化，西方中心论等等。这些都不难理解，而真正需要用心的是如何在反辉格史观的博物学史与科学史之间保持着最合适的关系，不是颠覆、取代而是真正做到合理而有益的多元并置。另外，如何处理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等等）和学术思潮与科学史的互动而形成的新的知识范式与博物学进路的内在关联，这些我想都很难预先厘清，而更需要的是在具体的“博物学编史”过程中进行或兼容博采或厘清界限的工作。我之所以觉得“从博物学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科学编史学方案”是一项有点激动人心的工作，还因为在艺术史领域也同样需要一种新的编史“纲领”，其目的也是让艺术史回归到人类社会文化史。我还愿意提出的是，在博物学的编史进路中应该更为重视视觉图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