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

　　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当然，说重译是重复劳动有点不公道，即便是重译，每位认真的译者在迻译时还是花了大量心血的，对翻译一道稍有接触而不一定懂法文的人，都知道罗新璋的译本比起罗玉君的译本是有进步的，问题是这样短时间内的“疲劳轰炸”，究竟能收到多大的审美效益？

　　十几年过去了，《红与黑》热已过去，敢问人们消化得了这些译本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这与重复劳动何异？倘若人们把出版《红与黑》的人力和物力花到别的还没有中译的文本上，例如多卷本的《龚古尔日记》，对于读书界是否更有益处呢？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哪位真想干点实事的翻译家会凑热闹，再去迻译《红与黑》；但是，重译托尔斯泰，重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译屠格涅夫，似乎其风未戢，尽管像《红与黑》这样一哄而上转眼出了十多个中译本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我在网上略一检索，仅1978年以来，印行过的《战争与和平》就有高植、董秋斯、刘辽逸、草婴、张捷、娄自良的译本，这些都是名牌出版社的出版物，译者都是名家，其中也不无汰旧布新的意义，某些从英文转译的译本，今后可能不会重印了，但是重译还是多了点。须知有大量有价值的外文书仍有待翻译家（更准确些说是出版家）的“青眼”，更多的读者亟盼读到更多著作的中译本。

　　有某出版社的编辑曾让我开出一张翻译书目，我随手把常置桌边的几本书名抄了给他，因为深知自己所爱读的书太僻，没什么市场，不能为出版社取得效益，故而没把这事当真。不出所料，书目寄出后有如石沉大海，但我还是有点心有不甘，想在这儿再谈一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比较文学之风大盛，可惜无论见之学刊或论文集，有太多的论文仍属于开蒙阶段，如论《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异同之类即是。尽管也有人想到要切切实实译几本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作为内地学人开展研究时的借鉴，但限于学力和视野，成效不彰。其中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的专著《拜伦与普希金》，始终未能译成中文。这部书不容易译，难点在于除对普希金须有专门研究外，还要对拜伦有常识以上的了解，书中征引的拜伦诗作最好从原文译出。

　　如果容我挑选的话，诗人穆旦应该是译此书的最佳人选。穆旦已矣，译《战争与和平》的翻译家们，难道就匀不出一两位来译此书？谈到拜伦，枕边常放着一部英国学者莱斯利·马钱德的经典传记《拜伦：一幅肖像》。马钱德毕生专研拜伦，编有十二卷本的《拜伦书信和日记》，《肖像》是从他早年三卷本的《拜伦传》删削浓缩而成，其学术水平远在内地市场流传的几种拜伦传之上，但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哪位翻译家对此感兴趣，甚至谈及者也寥寥可数。不同于俄国文学，英国文学在我国始终热度不减，总不成英国文学的毕业生都重译《傲慢与偏见》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