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
    整个春天，他们围在窗前，看无尽的美景—月光一样流动的河水、人迹罕至处长出的嫩草、青色的山脉，还有一块糟糕的泥田。整个春天，他们都在议论那头蠢牛和比它更蠢的农夫，他和它将石块翻进泥田，而不是翻出来。

    入冬时，他们找到农夫。后者抓起一把陈米，将它们一粒粒地漏进他们早已伸过去的帽子里。

    “你得确保你心里没有在说，要不是风调雨顺，老天帮忙，他怎么能收获到粮食—”农夫捏住手中的米。

    “我们确保。”

    “你得确保你心里在说，我再也没见过像他这么伟大而慈悲的人了。”农夫开始让米重新漏下去。有一些自尊心过强的人因此走掉。极个别的人索性就没来，饿死事小，求人事大。

残忍种种
    据波德莱尔说，有时很有教养的人会突然做出很残忍的事情。我小时应该是有教养的，不能爬树，不能游泳，不能打架。但在午睡起来时，我会手持一枝粉笔，蹲在诱饵旁边，耐心等待艰难爬上水泥台阶的蚂蚁。蚂蚁总是挺着硕大的头颅，埋头直线前行。那些细小的爪子像风车一样，令人眩晕地前行是的，就在它抬头确定了诱饵存在时，我拿粉笔在它周围画了一个没封口的圈。

    蚂蚁沿着圈的边沿行走，一早就丧失跨越边界的勇气。当它发现出口时，大约和我一样欣喜。我的爷爷会给我讲一些古代兵法，倘若把四面城墙围得水泄不通，守城者必定鱼死网破，所以必要留个活口。多年后，我想，那些守城的人可能就死于那上帝施舍的希望。蚂蚁在逃出来后，遭遇鬼打墙。我像万能的作家，随意画出它行走的路线，然后看着它带着生存的希望，勤勉奔波。

    我让它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我手腕和腰部都酸了。我站起来，踩死它。没有噗哧的声音，没有鲜血飙出来，世界安静得像一颗零。一只蚂蚁变成一颗黑色粉尘，它将和鸡屎一起被笤帚有力地扫出人们的记忆。

    波德莱尔说，“我”看到正午的楼下有位汗流浃背的玻璃匠，便招呼他上楼来谈谈，他就小心翼翼地背着那易碎的生计上了楼最终，玻璃匠被训斥，因为他竟然没有一块有颜色的玻璃。这位惶恐的生意人只能又小心翼翼地背着他的全部生活来源下楼。

    在他胜利走到楼下时，“我”抛出一个花瓶，把他那些捆好的玻璃砸碎了。

    那声响，像一座水晶宫被炸毁了。

    还有就是皮兰德娄，其小说《太阳与阴影》云，一中年男子准备去投海。但在马车到达海边时，他被一个热情好客的朋友发现并强拉下来。朋友问他来干什么—你见过这难堪的问题吗，他能说，兄弟，我要去死吗？他支支吾吾。朋友便带他去游泳。想想，自杀还来得及，先演习下也没什么不好。他就这样怪异地进入海里，原来水是这样的冰冷。然后，就是喝酒，朋友的朋友，林林总总来了一二十个。大家便醉了。然后回家。

    故事的结局有点意外，他在口袋里摸索着，忽然摸到毒药。服毒本是被他排斥过的死亡方式，但他还是匆匆吃了下去。他咬着牙，度过腹部的绞痛，死了。

    囚犯在进监后会被收缴皮带，因为可能用来自缢。剥夺自由包括剥夺自杀的自由。

    我最早阅读的外国小说之一是《红与黑》。于连代表着强悍—扼住生命的咽喉，朝上流社会不择手段前进，如此等等。我按照乡、县、市、省、首都的规划强力前行，我不要死在双港河那温柔的河水里，我不要那些可怜的庄稼人拿出皱掉的香烟敬给我，我不喝你们造的谷酒，不吃你们送的腊肉。我不稀罕那瓷器般的天穹，和漫天的星斗。

    我装载着那些落魄秀才的酸痛，那些剽悍山樵的惶恐，自怜得像一只老鼠，开始沿着街市的墙角，慢慢而小心地往闹市中心靠近。

    我有时感觉自己是秀才，背着雨伞。在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里，他背着油纸的雨伞，用去农村的方式去城市。我用去城市的方式去城市。

    我感觉自己感冒咳嗽，孤苦伶仃，不敢多看一眼路边的村姑，多饮一杯小酒，我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沿着一条官道走到首都。我在老鼠蹿来蹿去的旅馆里吃着粗糙的面食，头悬梁，锥刺骨，苦读四书五经，苦等吾帝放榜开考。

    但是有那么一两位学长拉着我去京郊寺庙，说那里不定有个什么艳遇——还都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说来也巧，我一去就撞见。也可说是王昭君，也可说是关之琳，总之一位貌若天仙、天性善良的女子用温柔的眼，勾走我。

    我一路小跑，一路等待那夫人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对我妩媚一笑。我就这样丢魂丧魄，一路跟到一个幽宅。她进去了，还望我一眼我跟着推门而入。结果是一只鞋尖从天而降，踩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