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在二十世纪极权统治下的生活中，判断与责任的问题的核心首先不是政治性问题，而是道德困境的问题。在她的文集《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中有一篇《集体责任》，她致力于区分政治责任（集体的）与道德或法律责任（个人的）之间的分野，在我们今天看来，关于这种区分的讨论仍有重要意义。她认为政治关怀的中心是世界，道德关怀的中心是自我：“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道德关切中心的是自我；而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政治关切中心的是世界。如果除去道德命令中的宗教涵义和渊源，剩下的就是‘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这个苏格拉底式命题及其奇特的证明，‘因为与整个世界相矛盾也比我作为一与自己相矛盾要更好些’。”（第125-126页）那么，行不义的人就要肩负自己的责任，而不能以政治关怀的名义、集体的名义为自己脱罪，也不能以政治的名义或集体的名义把罪行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无论是有罪或是无罪，承当判断和责任、光荣与罪责的都只能是可以作出选择的个人。这与我们过去熟习的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专制制度总是惯于牺牲个人以保存制度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题为《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这篇文章，阿伦特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阿伦特的文章中显得有点深奥复杂的个人与集体、道德与政治的责任区分问题，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在那些纪录片中却是明确易懂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过或者说过类似的道理：不要把什么都推给上面、推向政治，先看看是否过得了自己内心和良知这一关吧；当然我们无法讲的是“读一读阿伦特的《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吧，看看她是怎么论述每一个人的判断与责任的吧”。有一次在深圳某个地方，我对一位正在对我作出我认为是错误的判断和试图错误地实施行为的人说，你的判断和决定的根本来源虽然不是你所能负责的，但是眼前这一行为的责任却只能由你个人承当，因为你的内心和你的孩子假如知道这事情，都无法以那些外在的事物为你辩解。他可能听得不太明白，但是他起码明白一点，我说他不能把自己装作一个无辜的“零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能力的人，因此无法推卸道德上的责任。这正是阿伦特所论述的重要思想。

　　关于“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阿伦特通过对审判、对极权统治生活的反复辩难，证明不能以“服从”作为借口，而实际上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服从”，只有“支持”。她强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第35页）。在我想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深刻含义应该就是道德上的终极追问：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灵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自我欺骗的。

　　如果说，在“谎言时代”还比较容易以“真诚的信仰”为借口替自己开脱责任的话，在早已降临的“后谎言时代”中，亟须唤醒的是对判断与责任的自我意识——必须意识到这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