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一书（英文原版及中译本第一版书名为《责任与判断》），系由其学生杰罗姆﹒科恩编纂的论文集。该书体系结构如下：“序言”是阿伦特接受丹麦松宁奖的演讲，阐明了个体身份与公共角色的关系；第一编取名“责任”，收入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个人责任、集体责任、道德哲学视野下的责任、责任与思考的内在关联问题，可算是对艾希曼审判暴露的平庸之恶问题的整体回应和哲理阐释；第二编取名“判断”，收入四篇文章，皆针对具体事件发言：小石城事件、罗马教宗对纳粹暴行沉默的争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问题、美国越战和尼克松事件等引发的自由危机，这组文章可视为阿伦特的判断观在公共实践议题中的尝试性运用。

    这些论文撰写的阶段大体属于阿伦特发展判断理论的时期，尽管很遗憾，直到她去世，有关判断问题的系统思考仍未形诸文字，但我们从她生前的讲稿（见《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以及本书的篇章中，也可以大体把握其论证判断的基本思路：恶行的根源主要在于庸常之人的思考匮乏和拒绝判断，他们放弃人的责任，主动与暴政配合，从而带来了比那些根本的或极端的恶更加恐怖的后果。为了对抗恶的平庸，我们必须重新强调人的独立思考和意志抉择，强调人在责任担当方面的个体性和道德自主性，进而强调人类在针对困境和行动时勇敢作出是非判断的重要意义。判断让人进入一种尊重人类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伙伴关系之中。通过想象力的运用、心灵的扩展以及共同体的意识，人们的判断力可以发展得愈加准确可行。

    阿伦特关心的还是在这个人们必须休戚与共的世界上，如何使人恪尽责分，保持尊严，抵达康德所言的永久自由与和平的福祉。以这一问题意识为核心，她一生的努力，就是分别在自我的、道德的、思考的维度与公共的、政治的、行动的维度这两个方向，进行深入的开掘工作，并提出种种发人深省的思想洞察。在这个过程中，她所受的哲学训练，她的犹太身份和独特经历，以及她卷入的艾希曼论战等等，都使她的分析和论断既具有独到的敏锐性，又能穿越时代的限制，在今天尤其是当下的中国仍然具有不小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认为，从个人和自我的层面来看，以艾希曼为代表的平庸之恶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丧失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分裂。在这方面她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典范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彻底一贯的伦理人格，即对自己交代和负责。他说，“宁可遭受不义，也不主动为恶”；“宁可与他人失和，也不与自己失和。”所以一个人必须不断与自己展开对话，省察自我，保持道德的完整性。思考的过程是独在的，但不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因为它意味着敞开内心，跟自我在一起，就如老加图所言，“不参与任何事情时，我最活跃；独自一人时，我最不孤独。”思考因而塑造了独立的人格，即便整个世界堕落，与我为敌，我仍然坚持自我的正确性。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思考由此开启了公民不服从的先河，即这种捍卫个体和谐至善的道德思考最终却强劲地指向着政治的不义。

    艾希曼不思考，所以不知道自我中另一个伙伴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所以才就会盲从于外在的标准，与恶合作而自认为无辜。“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思考既是对抗世界并与自我交谈的，同时这种交谈也一定是能对自我形成检验、拷问和挑战的，而不是迎合自己的立场、兴趣和倾向。阿伦特举例说，第三帝国的许多纳粹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们阅读荷尔德林，听巴赫，但仍然犯下滔天罪行，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这根本不是一种思考活动，而是“对某种事物的消极享受。”正因如此，所以思考与知识没有必然关联，许多博学者，陷入知识的荣耀中，反而会成为不会思考的动物。

    思考还与历史的记忆密切相关，作为被抛入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我们如何对抗虚无，确立人性超越宇宙时空的尊严？直面和审视过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对于罪犯来说，要想逃离惩罚，最心安理得的方式就是忘记所作所为，完全不去思考它；对于极权体制而言，让人遗忘过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统治技术。阿伦特就此说出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