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写作（泛指所有的精神生产）与时代的关系，是所有写作者与时代订立契约的基本前提，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所谓的不自觉其实也是心里有数的；没有一个写作者能逃离这种契约，所有的契约说到底无非就是三种文字格式：共谋、顺从、反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在哲学研究上或许可以否定“非此即彼”的学理，但是在价值立场上却无法逃避和否定“非此即彼”的问题。所谓应该坚守的底线只能是非此即彼的，正是这条底线翻滚着波澜、分隔了两边。否认它就是抹去它，就是为了不无愉悦地充任伊斯特凡·萨伯（Istvan Szabo）导演的那位魔菲斯特。

　　这些关于时代的胡思乱想是被吴亮新出的文集《被湮没的批评与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所勾起的，因为他的文集中第一辑题为“后谎言时代文化观察”。是的，“后谎言时代”，在所有随意的或者苦心杜撰的“后……”概念中，它属于有意义的，而且是锋利的那种。文集的开篇是《论报纸副刊》，这里特指的“副刊”就是在“后谎言时代”中出场。那么，“何谓‘后谎言时代’？后谎言时代的特征是，所有的说谎者都知道自己在说谎；与此不同的是在‘谎言时代’中存在着大量的真诚的说谎者，他们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相信真的有一个值得他们相信的事物在：理想、制度和领袖。相反，‘后谎言时代’的说谎者只是用口是心非的复述来传播谎言，他们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仍然这么说，而由于人人都屈从于这种口是心非的分离式历史语境，这种语境就成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荒诞的历史奇观”（第3页）。关于“副刊”舞台的伪自由化与精神生活的“副刊化”，他说的都是锋利的实话。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或许是由于写作时候的那种媒体状况所决定，可是文末没有注明写作年份——那就是对近几年媒体的力量可能低估了。从封面图像到时评版到深度观察版，中心已经不完全是空缺了，尽管他说的“科层管制”仍然是决定性力量、仍然无处不在。是的，中心已经从天经地义的“空缺”渐渐趋向于变为“空缺”与“反空缺”博弈的舞台，“副刊”的身份也早已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花边”、无害的“浅思想”，它已经不仅仅是向“感性和趣味开放”。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吴亮所论的问题的对象内核仍然坚硬如故，我们必须承认吴亮并非冲向幻想的风车；只要还存在“心照不宣”、还存在说不清是勇敢还是怯懦、是含蓄还是隐晦的“思想意淫”，一切就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副刊”的出场只是“后谎言时代”的特征之一，而远不是它的全部。在接下来的许多篇章中，吴亮尽情地、恣意地挖掘着、观察着、记录着它的其他特征：它的大都市的或小农的浪漫主义、它的“新空间”的空心化与肤浅化、它的大众娱乐化中的轻薄与阴谋、它的廉价色情狂欢与刻板如旧的道貌岸然的上半身……在这样的“后谎言时代”，作为超过三十年“工龄”的写作者，不管吴亮是不断进步还是没有进步，他始终明白和坚守的是“非此即彼”的道理。因此他在“后记”中自觉地谈到与“时代”的关系：“站在这个时代的立场，站到对立面那边”来看，他的这本小册子“无足轻重”、他的写作与时代发生脱节——这虽非他愿，但他难逃其咎、而且乐观其成！

　　吴亮的所有写作都有现实的指向性，但是他似乎从不热衷于谈论个案与现场，尽管他对个案和现场都很了解——拜科技时代所赐，想了解个案的人总是可以了解。你可以说他喜欢高谈，但如果是犀利而深刻的高谈又有何不好！面对生活他仍然是敏感的而不是麻木的，面对文本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语言风格：让思想追随思想的突发与偶遇，让概念与询问追随着逻辑而在段落间来回振荡、自我论辩，让语言追随立场与感情短促地、排比地、感叹化地倾泻——虽然在某些人的成熟眼光看来这似乎是不无幼稚的激情。

　　再回到写作与时代的关系，现在人们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真正的自我选择的基础是判断与责任。最近在网上看阳光卫视举办的华语纪录片大奖评选，尽管其中有些参评作品早已看过，有些甚至成了我的“年度教材”，但仍然感到强烈的震撼。无论是拍摄与观看，本身只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里却凸显出一种判断与责任。许多纪录片的拍摄者无疑是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履行时代赋予一个人的责任，那么在拍摄之后，观看也是一种判断和责任、评选也是一种判断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