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女作家，她既有不屈不挠的博学，又有股不依不饶的狠劲儿。那些硬心肠的倔强文字背后，浸满了闪族后裔和旧大陆之间古老的敌意，以及二十世纪浓重的血色。《责任与判断》一书给人极不舒服的阅读体验，那正是来自“极端的时代”背后的阴寒之气。

　　被斩断的芦苇

　　除序言外，《责任与判断》共收录阿伦特写于1959至1975年间的文章8篇，分为“责任”和“判断”两个主题，分别收文4篇。这两个主题和同一个事物有关，即诗人奥登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直白地说，阿伦特的关注点始终在“人”的身上，既包括极权政治中的个人道德责任，也包括对政治处境的个人判断与个人行动。

　　阿伦特的不依不饶体现为，她的眼中没有纯粹的无辜者，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纳粹屠杀。阿伦特认为，服从本身就是恶，哪怕你只是一架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当一些人端出“被迫所为”的理由时，阿伦特不留情面地指出，“被迫”的前提是不认同，而事实则是，他们当时都不加反思地置身其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连一些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不依不饶的立场，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挑选不太“显要”的犹太人先入毒气室。

　　“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是传诵已久的名句，深刻则深刻矣，多少有点小清新。阿伦特将它硬邦邦地表述为：奥斯维辛之后，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在写于1963年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她把小人物身上的这种罪称为“平庸的恶”。

　　恶之所以平庸，是因为和大奸大恶相比，这种恶是盲从，“人”作为反思主体缺席了。换句话说，不辨是非就是一种恶。在阿伦特看来，个人，而非集体或国家，才是道德责任的承担者。在道德责任的法庭上，不义者要独自面对自然法的审判，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在于我们终究要和自己相处。阿伦特认为，集体责任就是无人负责，个体之所以要站出来，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和一个杀过人的自己过下去。

　　这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责任，压弯了存在的芦苇。在20世纪的巨大灾难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选择逃避，甚至包括大屠杀的公诉人和幸存者。阿伦特毫不手软地揭开这一巨大的伤口，以一种刮骨疗毒的硬心肠面对极权政治中的道德责任。在《审判奥斯维辛》一文的第五节，我们窥见了阿伦特硬心肠的起点，那是她所说的照亮了堕落和邪恶的“真理的瞬间”。她以不动声色的悲悯记录下了这些瞬间：

　　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里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

　　有一个9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得“很多”，但“再也不能学习了”。

　　被告博格发现一个小孩在吃苹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脑袋朝墙上猛撞，一个小时后，他平静地捡起那个苹果吃起来。

　　这些历史铁幕下的瞬间照亮了极权政治的邪恶，也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刀伤，斩断了20世纪之前的西方道德思想传统。阿伦特想要重新打造公民美德，就必须从断裂处出发。

　　古今共和主义

　　在包括《责任与判断》在内的一系列著作里，阿伦特重新阐发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共和主义传统。当然，这不是她著作的唯一主题。

　　在共和主义的伟大实践者罗马人那里，和阿伦特一样，个人的道德责任同样被置于很高的位置。美国学者里克的著作《塔西佗的教诲——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虽然失之浅薄，却指出了共和主义先驱塔西佗笔下的政治人楷模：塞涅卡。在里克的解读中，塔西佗最热衷于探讨像塞涅卡这样复杂的正直人士——既高贵又善良，同时还富有计谋、明智审慎。简言之，塔西佗认为，在像尼禄王朝这样的暴虐政治中，正直之士至少应该懂得如何与独裁者相处。

　　这幅“正直”的政治人物肖像显然不能得到阿伦特的认同，起码是不合时宜的。在阿伦特眼中，正直人士的典范至少应该是法兰克福审判中的卢卡斯医生。这种典范性不仅在于作为纳粹机器的一环，卢卡斯对犹太人的救助，更在于之后的审判中，他对自己责任义无反顾的承担——尽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善行，却依然不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因此，除了在极少数地方之外，阿伦特几乎闭口不谈罗马的共和实践。原因倒也不复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表示，这些“正直之士”并没有阻挡走向专制的帝国主义罗马，从而毁灭了共和主义的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