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究竟是何人所说，是在何种情形下说出的？除此之外，他还说了什么？在注释的引导下，我翻开罗、王译的《伊利亚特》，果然在第六章找到了它的出处。我原以为它是特洛亚的敌人诸如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说的，不料它却出自特洛亚王子赫克托尔之口。赫克托尔不是悲剧的制造者，作为特洛亚最大的英雄，却无可避免地成为悲剧的最大承受者。这位秉性高贵的王子在出战阿开亚联军之前，即已预见到自己及国家的命运，仿佛“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一数千年后的观念早已铭刻在他心中。因此他和他那同样高贵的妻子安德罗马克的告别便构成了一起戏剧性事件。这是一则蕴藏着巨大能量的题材，是文学领域的东非裂谷或圣安德烈斯断层。这样的题材似乎只有欧里庇得斯、塞涅卡才能够处理好，而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其实已经把它处理得足够好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无知得可以：原来这荷马史诗既不是丑陋的，也不是无法卒读的……

    有时候，对于某些书籍的阅读就像地理上的探险一样，本来不想或自以为不大可能到达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不料在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你竟然到了那个地方，且获得了只有在那里才有的体验。那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说不出。我只能说，对于任何地区的文学，拥有这样的起源都意味着无可比拟的幸运，因为这也是创世纪。正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所言：在万物混沌中，史诗产生了，并创造了秩序。至于那种追求最大可能光荣的人生目标，更是令今人惟有自惭自愧的份。《伊利亚特》的最终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长达数百年。以赫克托尔为例，在最初的诗篇中，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到后来，他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令人同情。类似的改变在史诗中还有不少。英国古典学者默里（G.Murray）意识到这些改变的重要性，指出“这种道德意识的增长，是最后修订史诗的显著标志之一”。我知道这是另一个通往《伊利亚特》的旅程，伟大艺术的许多秘密就隐藏在这一如今行迹莫辨的旅程中。

    此后在我死水微澜的心中，偶尔也会冒一两个非分的气泡—假如能够直接去品尝那甘美而冷冽的泉水，那该多好；或者干脆去做一名躲进象牙塔的古典学者算了。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在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既然济慈读英译的荷马史诗如饮甘醇，我辈读汉译的《伊利亚特》也就不必自惭形秽；况且很少有译者像罗念生、陈中梅那样，为此书付出了那么多—不只是辛劳和汗水，还有别的东西。济慈曾经用两个比喻形容他的感受，我觉得大可以顺着他的路子继续比喻下去：就像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双螺旋结构，就像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就像……这并不是说在我心中产生过济慈那样的体验。话又说回来，即使认为自己有过类似的体验，又有何妨？有时候，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也会拥有大人物的感受，就像衣衫褴褛的乞丐有时候也会产生当皇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