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的树是绿化的树。教学楼前的冬青树，正在隐隐地加厚它的绿。松树还是去年的表情，似乎永远停留在夏季的繁密里，以此来维持着思想者的姿势。从四楼的临窗向外望去，看得见几棵十年的树木，站在它们隐喻着的场景里。回到书本上来，是费孝通在1984年的言说，是《乡土中国》重刊序言里的一段话：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何谓百年树人？其精髓亦在这些文字里。这种引导，是精神的培育远远胜于知识的灌输，并为受教育者确立精神的指向，让“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成为学者的求知精神之所在。此种精神，在本民族的时间承传中，推动探求者的脚步，去走进新的境界。

    在《乡土中国》的“后记”里，费孝通写他1935年的艰难苦痛，在冬天的大瑶山，前妻罹难，他亦重伤。在养病期间，他以整理前妻遗稿的方式，延伸着爱人的生命。对于这样的变故，他仿佛置身事外，只是平静地叙述，并未塑造成一个传奇故事。现场没有一个目击证人，但千百年来民族的精神传承是在场的，并且化为一种责任的担当，愈挫愈奋，始终不改既定的精神走向。

    在透视乡土社会的真相上，《乡土中国》是一部可以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相提并论的杰作，他从乡村的诸多具体细节里提炼出“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意在帮助国人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他是乡土社会的代言人，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的《江村经济》，使得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乡村常态生活的一扇窗口。费孝通从蒙养园（幼儿园）到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接受的多是西式教育，他能走向广阔的乡土中国，不能不说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的动力。他推崇国学大师钱穆，说做同事的时候有些隔，细细地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他又提出“磨合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要相互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在封闭的校园里读费孝通，觉得他的著述别有洞天，确乎体现着一代学者的心志和敞开的视野。

    打开《乡土中国》，似是叩响了乡村的门环。“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社会继替”等一个个内涵深厚的概念，在为我们撕开那些遮蔽着乡土的斑驳混杂的意识形态，呈现着乡土的本真。在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外，站立着一个坚定的身影，他进深山，住鬼屋。他从不把社会学看成一个孤立的存在，他更愿意把社会学放置在世界性的立体图景里，甚至渴望着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进驻，发挥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进行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构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宏伟大厦。因为，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最根本的任务要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

    费孝通发现“乡土中国”，发现中国文化模式在乡土世界的表现方式，意味着社会学中国化的成熟，也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大门被打开，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生活之所以延续的文化资源。他记录的不是乡村的历史风云，也不是乡土的盎然诗意，他从时空的坐标（社区）入手，从乡土的细节入手，描画他看见的事物，然后，放在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开阔里比较研究，溯本求源，找寻有价值的文化支撑点。

    许多描述乡土的文字已如落叶般飘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作为60年前的言说，在今天依然开启着我们的视界，令我们获得对乡土社会的深层颖悟。它提供的不单单是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特质的论述，还有普遍的民族心理体验，敢于打开未知领域的勇气，引领发现新事物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