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乡村，家庭正从一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同时也就催生出一大批无公德的个人。
　　
　　1980年代末读到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时，方为青春少年，懵懂无知，读完全书，却为那位农村少妇马缨花对章永瞞的爱情表白感到震惊，“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抛开小说本身想象的情调，当时于我的最深印象，乃是农村女性对于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形象并非孤证，实际上在1980年代后期的新乡土作家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中，类似的形象也不乏见。就算上述种种均为艺术杜撰，在笔者湘鄂西地区的农村老家中，也曾经接触过或听长辈谈及当地热烈追求爱情，甚至与家庭近乎决裂的女性。农村中所蕴涵的情感资源，似乎远不比城市里稀少。
　　但是，在这种种1980年代以前的农村女性形象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女性为了爱情冲破社会网罗的激情，在那些情境下，她们不是乡土社会的主流，相反在旁人眼中，她们是反叛者，是异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恋爱是一项对未来的探险，它不以稳定为前提，所需要的只是不断的创造与改变，这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但是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生活与亲密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呢？对于这些，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体会，但是如果追问下去，我们其实对那些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深入那广阔的农村腹地，来体会农民的情感表达，都市里的风花雪月，尚且应接不暇，遑论那一向被视为落后的农村？
　　而阎云翔的这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无疑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他以自己在下岬村7年农民的亲身体验，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进入那样一个乡村的情境，对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90年代的市场变革过程中的农民的感情体验，有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今天当我们回溯1949年以来国家所制定的几大政策，如新《婚姻法》的颁布，土改的完成，直至到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仅仅从宏观上来看，我们由此并无法了解，那种种政策底下，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而言，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那样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中的悲欢离合，可能有时候不大容易被都市人群所体会，但是我们都无法因此而断言，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感情表达和爱情想象就形同空白。相反，在阎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它，回溯到1950到1970年代，看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是如何表达爱意，是如何呈现激情的。或许那些情感，今天的人看来，保守而含蓄，但是那底下蕴藏的激情，在那样一个集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就如费孝通所言，其实骨子里是在挑战传统秩序，无论是家族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秩序。1949年以后，每一代人都在情感生活上不断地挑战既有权威的压制，而这些挑战又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衍生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个人化的主体性，最终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下，演变成今天的格局。
　　但正如阎云翔所试图表达的，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在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那背后很多鲜活的事实，可以在阎书中分别找到例证。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年不与她说话，而他的第二任丈夫事后来看，也最终呈现出家庭暴虐的个性。结果固然惨痛，但是爱情的选择，本来就充满风险，无法以此否定爱情本身。只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
　　从19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国家政策再一次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次是将农民从集体化中抽离出来，农村社会开始原子化。年轻人在感情心理世界里，已经超越出前辈对他们的种种规约，在下岬村，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高速变化。
　　父亲的权威，随着子女的经济独立而化作乌有，子女的婚嫁，却让他们有了汲取父母财富的一次合法性的理由。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弥漫一种以夫妻二人为基本单位的私利性情感共同体。分家开始成为农村的主流，赡养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家庭情感关系迅速由父母与子女之间向夫妻二人之间的快速转向，个人爱情成为乡村社会的主题，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更多沾染了市场化的某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