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用村庄去书写中国似乎成为了一种范式，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许烺光的《祖荫下》等，它们以乡土的日常叙事去触碰广阔的中国，借以理解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兴衰浮沉。

　　在这一脉络下，我们更容易理解阎云翔的两本著作——《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所处的位置及其价值所在。作为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在黑龙江省的下岬村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村庄在情感、关系和行为等多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并将这一变迁视作变革中国的一个缩影。   

　　礼尚往来

　　“礼物交换”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实践，婚丧嫁娶、祝寿生子、节日庆典、邻里互访，大事小情都离不开“礼物交换”，而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情。礼物的流动其实是在维持、再生产以及改造人际关系，通过“礼物交换”培育关系网络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书中提到在村子里，一个人即使再穷，哪怕是借钱也会随礼。因为如果落下拒绝随礼的名声，他就会失信于全村，并被认为“不会做人”。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动机的不同将礼物交换分为“表达性馈赠”与“工具性送礼”，前者经常反映馈赠者与收受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传递一种情感与伦理诉求，如订婚仪式或婚礼中的礼物交换，后者则多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有间接付酬、溜须、上油、走后门等等形式。

　　两种礼物的区分在空间上正好暗合了社区的界限，长期的“表达性馈赠”多被用在社区内部，而“工具性送礼”几乎都越过了村界，这样的空间格局其实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述“差序格局”的表现。所谓“差序格局”就像“水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地缘和血缘是“差序格局”的基础，在“差序格局”的内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孝、悌、忠、信等成为一种笼罩在行为之上的道德观念。

　　当然二者还有诸多不同之处，亲属的亲近度并不必然导致慷慨的礼物交换，在某些情景下朋友、同事之间的礼物交换更为频繁慷慨。作者通过研究下岬村的礼单发现，最大方的礼物往往来自于姐夫、内弟、连桥（女婿之间的互称）以及最好的朋友，他认为这样一种变化是过去40年来村民私人网络扩展的表现。

　　因此“差序格局”并不是一种固化的、一致的行动规则，它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个体总能在结构的限制下展现自己积极行动的能力，通过礼物在“表达性”与“工具性”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流动，个体得以施展自己的能动性，通过私人关系网络的建构获取各种社会资源，追求个体的幸福和满足感。

　　种种迹象表明，礼物在流动的过程中已经带出了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崛起。

　　走出祖荫

　　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个体觉醒的迹象，礼物交换从关系网型构的角度表现了个体培育私人网络，但较少涉及个人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私人生活的变革》正是从这一点起步，接续《礼物的流动》，分析在个体化进程中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一过程被作者称为“走出祖荫”。

　　“祖荫”的说法来自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成名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家庭生活中以父子为轴心；　两性之间因男女有别形成的紧张；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大家庭的理想；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体觉醒，走出祖荫”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

　　个体觉醒的大背景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改革，从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给个体松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公共与集体生活衰落。家庭目标从为集体生存而奋斗演化成为家庭成员提供幸福与安全感。个体也越来越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寻求家庭生活的顺心和方便成为个体的基本诉求，一种浪漫化的观念在家庭中出现，并开始影响青年人的择偶。

　　作者以“找对象”一词含义的变化展现了下岬村青年在择偶过程中丰富的情感，以前当地人多用“说媳妇儿”、“找婆家”描述择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找对象”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前两种说法多为父母所用的传统字眼，而“找对象”则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事实上到上世纪90年代末，爱情在找对象与结婚中成为重要因素。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择偶的浪漫革命”，它一方面增加了婚姻过程中的亲密关系，使得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越来越重要，冲击着传统家庭中的“父子轴心”，使得家庭的权力重心很快地转移到下一代。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增加无疑也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家庭暴力大为减少，男性也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一种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逐渐形成。村里人用两句略带戏谑的话来形容出现的变化：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前一句表现的是父母对儿女权力的下降，而后者则凸显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