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代”：“松绑”的结果

    在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坐下来，同一些三十岁上下的人聊天，多半会发现，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策略实施之后的“八五后”一代，不论说起他们的生活，还是工作，都喜欢以“我”作为开头。你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毫不奇怪。然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表述，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显得有些突兀的。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毛泽东时代的末期，虽然社会生活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到处充满着“不断革命”的激进氛围，而是多少显现出了一点生活的气息，但集体主义仍然是当时人们可以想象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不管怎么说，以“我们”开头的说辞，总是比以“我”作主语的句子，更具说服力。

    当然，“我一代”（the“me-genera-tion”）的现象，不独出现在中国，它代表着具有个体主义倾向的人群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壮大。但是，或许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比在其它地方显得更耐人寻味。因为传统中国在世界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个体或“我”，在主流社会，从来不曾被当作一回事。而到了打破传统的共产革命胜利之后，“我”又似乎再次消失在了集体主义的大潮中：在公共集会和媒体上，只能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他们叫做“群众”，至于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喜好和向往，是没有人关心的，至少，那时的国家政权，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鼓励人们去关心这些有悖于“革命潮流”的存在。

    但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在官方当年的表述里，这种给予社会和个人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政策，被称为“松绑”。这的确道出了真相。然而在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细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嬗变，才迎来了这种让今天的年轻人喜欢得几乎难以自拔的西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的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就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作为张光直先生的高足，阎云翔教授年轻时，曾有过长达十多年的插队经历。当他试图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解答这些疑问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田野调查地点，不是城市，而是他曾经在那里落户七年的所在：黑龙江省一个叫做下岬村的地方。选择这个地点，不仅是因为作者对当地村民的家庭情况十分熟悉，又有广泛的人脉，便于开展访谈和调查，更是因为，该村在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年里，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人均收入这一项，一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因此令作者觉得具有典型性，适合作为民族志记录的对象。

    村干部：政治资本的式微？

    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松绑”，也就是将原本属于社会和个体的权利，归还回来。在农村，这首先体现在“去集体化”的“分田到户”政策，它的官方表述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而这势必导致了那些在土地耕作集体化时代，承担着“派活”任务，也就是在农村基层掌权的村干部，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将田地耕作，也就是本村主要经济资源的生产和运作，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人们只需要和家人商量耕作计划，而不需要再看村干部的脸色，讨他们的欢喜，以便让自己在每天的工作中分到容易耕作的田地。而村干部在毛时代拥有的另一项权力——政治动员和对阶级敌人开展专政——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威力。由于社会不再被人为地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人民”和“敌人”，政治运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开展，对于过去出身地主、富农的人，以及其他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言，村干部在政治上也几乎不再具有威慑力。所以，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村干部在改革开放到来后，很快被边缘化，而与这种权力式微相伴的，则是普通村民权利的提升。不过，阎云翔通过逐户的走访、调查和统计，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事实上，由于下岬村在过去相对比较富裕，它的包产到户政策，一直到1983年才正式落地。而作者从对各户家庭经济情况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可以理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1983年以前已经不在村里担任干部的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要明显差于1983年以后仍然在位的村干部家庭，有些甚至完全沦为了贫困户。而在后者，也就是仍然在位者的家庭中，富裕户的比例，则远超普通农户中的富裕户比例。从数量上说，则是占到了全村富裕户的一半有余。而在下岬村上千人口中，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个人被选派担任村里的各种职务。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了这些似乎不再“大权在握”的村干部家庭致富的呢？通过调查，作者发现，至少在1980年代，他们的致富门路，主要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家庭成员进入非农业部门（如军队、国营单位等）工作，以此获得远高于耕地所得的稳定的工资收入。换言之，尽管村干部不再拥有显形的强势权力，但隐形的权力或影响力，仍然使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此外，尽管不再有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需要，村干部也仍然是政权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由此，帮助这些人的家庭致富，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在国家眼里，应该也是合情合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