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钱伯城先生在《北京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宏文《气节问题漫谈》。文章就某些专家学者声称“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事”和“极讨厌所谓‘民族大义’”等错误言行开展批评，以声援坚持用民族气节来衡人衡文而对周作人、张爱玲等人取严厉批判态度却反而遭讥讽嘲笑、文章发不出来的何满子和陈福康。这意思应该很明白了，然而这篇文章有你读不懂的地方，那原因在于钱先生不愿像鲲西先生一样直说，但他没有字的地方，依然说出自己心底的话。

　　文章谈道：“远的暂不说，只说现当代人们记忆尚新的三大历史阶段发生的一些人和事：1927-1936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7-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做叛徒，这是革命气节。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中国人首先要求的是民族气节，爱不爱国就看你做不做汉奸。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时期，考验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做人的底线，不卖友（师）求荣，不落井下石，成为做人的气节问题。”即《气节》一文谈到革命气节、民族气节和做人的气节三点。重点“集中在抗战时期的汉奸问题”上，说“满子年长于我，为当代杂文一大家，生平疾恶如仇，我常说他是当代‘汉贼不两立’论的坚定拥护者，对沦为汉奸之流的文人自然不屑稍假以颜色”。这句让我们分明看到满子先生对生活在他旁边的曾经的“汉奸文人”和“落水文人”的（心底的）态度。当然也让我们看到钱先生心底的态度。文章所举围绕气节问题的种种争议，其中一条没有说出的争议就是：像这种人也值得出全集吗？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几位文化老人经常聚餐，周劭、金性尧、钱伯城、鲲西，每次必到，相谈甚欢，却没想到内心如此隔膜。

　　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一位是周劭，一位金性尧，并不曾判汉奸罪，亦未因此坐牢，但贴上“落水文人”的标签，一生脱不掉。

　　钱、鲲二位，一方面与他们划了界线，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朝夕相处。平时可能会逐渐遗忘旧事，但当社会上对气节这类问题争议一起时，他们必然又回头重估旧友。这种矛盾心情从《气节》一文里看得很清楚。

　　最后他们选择了对故友的不宽容，这是意料之中的做法。这样做对不对，其实值得思考。这可以与前人的做法比较而观。

　　譬如夏承焘对待龙榆生的态度。龙榆生有八条小龙，三男五女，又抚其兄弟一家，家累过重。1940年在再三考虑之后，应汪精卫之招去南京赴任。1942年1月夏承焘赋《洞仙歌》词寄龙榆生，中有“便改冰姿”“不是幽人旧宫徵”之语，语多讽谏，亦多劝喻。1945年抗战胜利，龙榆生以“通谋敌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夏承焘不忘旧友，写信问候，托章太炎次子章仲连以万元馈之，并给在苏州高等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写信，乞“相机照料”，“如有开脱机缘，多予方便”。龙后来获释，潘助力颇多。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夏承焘说：对龙榆生等，“今日吾辈即濡首援溺，诚亦无能无力。然言谈之间，如有可将护遮回处，仍需为尽心力，为他时酬答友谊之地。沧桑之际，事有难言，古人如渊明之于殷晋安，少陵之于郑虔、摩诘，皆拳拳关爱，不以一时之误，忘平生之旧。昔贤宽恕之风，有关世教，不必援国法以衡私情”。夏承焘对钱仲联也是同样态度。钱锺书与龙榆生在其“落水时期”和出狱之后，都有诗札往还。钱锺书后来在给龙榆生门人富寿荪函中谈到与龙榆生的交往，引“文章有神交有道”，并在“交有道”下加着重号，其态度亦可参。

　　比较而言，龙榆生做了汪伪政府立法院委员，钱仲联做了监察院委员，虽装点门面，但总有其职；周劭虽出面替朱朴办《古今》，但未入汪伪政府，而金性尧更是只为《古今》撰稿而已。夏承焘所谓“昔贤宽恕之风，有关世教，不必援国法以衡私情”，很有道理。六十年来，历经政治运动，文人互斗之惨烈，已全然忘记昔贤宽恕之风。往往国法已有认定，文人反而不顾情谊。沧桑之际，事有难言，“不必援国法以衡私情”一句，岂不然哉？年轻人未经世故，不能感同身受，容易说风凉话，而过来人如钱先生、鲲西先生，当能体会其苦衷。不过，我一个朋友说，金先生在《古今》上写文章大谈梁鸿志嫁女，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确实如此，但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像秦桧一样陷害岳飞，也没有“卖友（师）求荣”，大可宽容。

　　鲁迅有一段话，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而这几种“中国一向少有的”人里面，有一种是“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真是意味深长。其意亦是“不援国法以衡私情”。

　　巴黎沦陷时期，有法国女子和德国兵恋爱结婚甚至生孩子的，胜利以后这些女子还有她们的妈妈被剃光了头，且是乱剃，像狗啃了一样，作为侮辱和惩戒，这都有罗伯特·卡特的照片为证，我看到了。但也就几年或者十几年，自然被遗忘，头发长起来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