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视野来观察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力求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的、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结论，努力寻求对土匪活动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正如作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对中国人民永恒的生命力的一种敬奉，而不是对中国社会‘黑暗地区'的批评。”同某些借助土匪问题而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人截然相反，作者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和敬慕之心，这在本书中是随处可见的。
　　二、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所指出的，贝思飞这部著作为人们开辟了“洞察20世纪中国的一扇窗户”，“民国时期举国上下的土匪现象显露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贝思飞的这部专著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窗户，从这扇窗户中，我们看到了领悟这种危机的新方法。”这部书以大量的令人信服的材料和深入周密的分析，向人们揭示了土匪的猖獗正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土匪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这一现象的自身又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同那些有关土匪活动的侦探小说和历险记不同，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社会政治历史著作，“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史极有裨益”。
　　三、本书在结构上首尾一贯，既有全貌性的概述，又对重点问题和个案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全书以勾勒民国时期土匪的概貌、性质和特征以及它在20世纪初期的三种表现形式作为序曲，然后系统地考察了作为土匪这一社会群体之所以发展起来的社会条件。这里包含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条件，诸如农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国家的分裂、政局的动荡、官吏的腐败、 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等等。同时，对于自然条件也给了足够的重视，深入地分析了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等等在形成土匪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人口激增和土匪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只是一般地提到了，可惜对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展开论述。接着以河南的土匪为典型，具体分析该省被称为“匪区”的广大地区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通过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比较，指出贫穷和盗匪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从民国初年，到北洋军阀时期，最后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匪活动日益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这里，作者把在头两章所阐述的主要观点，通过特定地区的典型分析而予以引伸和得以生动的体现。 
    四、作者把镜头瞄准土匪本身，以有力的笔触着重揭示了他们是怎样走上为匪之道的，匪帮内部的群体结构、组织层次、生活方式、行动准则和特殊的语言即“黑话”等等。这一研究极有价值，很少有人作过这种深入细致的考察，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谓的“用土匪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土匪的行为”。人们为什么去投入匪帮，干起土匪这行勾当？作者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土匪乃是万不得已之举，是所谓“逼上梁山”。作者正确地区别了两种不同情况：偶而为匪和惯匪。对大多数土匪来说，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行为，一旦情况变化便洗手不干；对其他土匪来说，这是一种永久性的生活方式。作者分析了土匪群体的三种基本类型：单纯的匪帮，往往呈季节性，在小范围活动；综合的匪帮，人数规模略大，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稍广；匪军，有成千上万人的规模，往往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酿成大规模叛乱。这一看法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群体的类型提供了方向。本书对土匪本身的描述，有血有肉，引人入胜。用易劳逸的话来说，“此书最精彩的部分表现在描绘土匪日常生活那部分：匪帮的组织构造、形式多样的冒险活动、富有特色的黑话……。贝思飞好像将我们带入了土匪的营寨，使我们不但看到了土匪这一社会现象，而且看到了土匪本身。”
    五、在剖析了“土匪社会”之后，本书在后半部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土匪这一社会群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土匪与地方残权、军阀集团的关系，土匪与农民的关系，土匪与革命党派和革命者的关系，全面地显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作者认为，土匪与地方官员和乡绅人士等地方权贵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又有出于互相利用的需要而达成临时妥协的一面。这一分析，应该说大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土匪与农民的关系，作者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这一说法看来只是描述了面者关系的某些表象，还未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不过作者明确地指明：决不能不切实际地把土匪看作是农民的“解放者”，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