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等先生将我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译成中文，对此我深感荣幸。然而同时，我也深感惶恐，我对中国现代史中的土匪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还有待广大中国读者的审读惠正，因为这本书毕竟是在英国和日本的图书馆中撰写的。
　　我的这项研究工作始于1969年，那时我正在英国里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拉铁摩尔教授。正是这位拉铁摩尔教授，他不仅帮助我意识到中国土匪的无所不在，特别是沿着“亚洲腹地的边缘地区”，而且他帮助我认识到土匪的生活方式，这与权威道学家的批评相比，显然远为意味深长。
　　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治史态度，许多年轻的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的史学家仅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他们提出历史学家主要应该关心普通民众，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我对中国土匪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寻求新的民众史的时代精神中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场运动风起云涌，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抗美卫国斗争。我相信，寻求新史学和反战运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年轻人为越南人民的行动所激励，他们怀疑现状，开始寻找审视世界的新方法。而寻求新史学就是越南战争所激起的政治运动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
    换言之，那是非常浪漫的时代（人们自我感觉有能力扭转乾坤），随后又出现了一股极浪漫的思潮，不仅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而且在那一时期进而研究所有的起义和造反。我承认，我对土匪的研究也不例外。
    197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来到日本工作。1979年以前我一直没有专心研究土匪，那一年有人提议我可以准备出版研究成果。至此，距我起步研究己有整整十年，当然我的见解己相当不同了。
    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浪漫思潮的反应，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变得相当的注意实际和自我反省。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男人们也被迫重新审视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男人都承认，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只关心重大事件，对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加留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此刻开始从研究“英雄造反”的丰功伟绩，转向审视以往对革命运动和造反起义的思考方法。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对“男性”思考方式的批评蜂起。这种“男性”思考方 式对群众运动过度热哀，而对个人行为则颇为冷漠。当时，对尚未启迪民智就推翻了国家政权的革命进行批评的风气颇为盛行。因为这些革命者常常建立起象他们前辈一样的保守政权，或者比他们的前辈还糟糕。西方的这一反思时期，正好是我打算修改此书付梓之机，于是，我开始更关注那些作为个体的土匪，特别是作为个体的男人。
　　妇女运动的另一后果是，男人们开始比以前更加关心日常琐事。虽说“放弃浪漫空想”并没有强烈地影响所有的男人，但我本人却深受影响，因为我同情妇女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已是两个幼儿的爸爸。作为“获得新生的”男人，我决心不仿效过去那些一心扑在自己研究中的男性学者，将自己锁在书斋中，把家务和育儿之事全推给太太。因此，我在撰写《民国时期的土匪》时，往往一只脚在书斋中，一只脚在厨房里，打字时每只膝头盘踞着一位小宝宝：每隔数小时就要停下来烧饭、换尿布，等等。结果，我用了十年功夫 才写完这本书；如果我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埋头苦干，那么这本书只要五年就能写成。另一方面，我想这本书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男人自我意识的增强，这是看管孩子、操持家务所带来的。但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要比它的主题更为有趣。关于这点，我想我的中国读者自有明鉴。
　　除了象白朗那样发展成重大起义的匪帮之外，中国的学术界对土匪几乎很少关注。1949年以前，土匪通常被当作邪恶的东西而遭冷落，除了耸人听闻的言词之外，几乎少有记载。1949年以来，土匪不再成为时事问题，道德 评判也为政治评判所代替。因为土匪是“原始的革命者”，他们被认为没有 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作用。由于土匪的政治立场难以界定，因此，学者们 感到很难将他们划分为革命者或反革命者，“好的”或“坏的”。1949年以来对土匪问题研究的受挫，我想这点是很主要的。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他们不再带着“男性偏见”只关心历史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也开始平等地注意失败者，以及那些对“正统”社会不适应的人们。我希望中国新的学术气氛能够激励研究者们努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学术界变化着的学术目标，既注意研究运动，又关注个体；既研究成功者，也不放弃失败者。 我相信每个个体，他或她的所言所行，都应该得到公正严肃地对待。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我的这本书，我希望它能勉励中国读者同样思索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