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中国人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和关系网络的护持，他们要靠个人的努力与奋斗来寻找谋生之路，开拓事业，因而他们不再拘泥于身份等级、礼教习俗的束缚，而炼就了个人奋斗的能力与机敏，认同重视能力的平等与自由。他们为了在缝隙中开拓生存空间，更需要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因而组成了许多同乡同业的会馆、公所、行会等自治组织，以相互扶助救济，维护共同利益，也由此形成了既尊重个性、又善于协作的自治精神。这个缝隙还成为社会改革志士的舞台与孕育新社会生命的摇篮。从梁启超、汪康年创《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到蔡元培、章太炎以《苏报》倡导反清革命；从一时耸动朝野舆论的“苏报案”，到屡屡掀动社会风潮的“张园演说”；从1900年严复、容闳等举办“中国国会”，到1921年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这个中外权力的边缘缝隙里，不断产生出社会改革与进步的火种，播洒向各地。 

　　生活在这样扭曲而炫烂、散漫而自由的生存缝隙里，上海人形成了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独立自主、务实重利、欢迎改革、宽容异类的文化品格。同时也有疏离政治而看重实利，个人权利重于天下关怀，多温婉疏朗的淡然而少壮怀激烈的豪气…… 

　　唉！真是说不清老上海的光怪陆离与多元交织，道不尽老上海人的可爱与特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