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谈乔治·奥威尔

  说到这里,我要跑题来讲一个跟“文革”有关的悖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经典,整个“文革”期间大家都拼命看这些书,起码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当时我们还爱写日记,日记里的东西或许可以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它绝对是个人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世界文学,不会比一般欧美同龄人少。有了那样的阅读经验,不可能轻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听说《动物农场》的书稿几次被出版社拒绝。

  陆建德:这是我们现在想不到的。T. S. 艾略特多年担任费伯出版社编辑,他也没接受《动物农场》的稿子。艾略特说,看来在所有这些动物中,猪是最聪明的,那么只有让猪来实行统治,只是他们需要有一点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的精神。《动物农场》里面最有名的话是“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前半句是从《独立宣言》里变出来的,但是你想,华盛顿、杰弗逊都是庄园主,他们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吗?在任何社会,等级制永远以不同方式存在,难的是如何尽量照顾到穷人的利益。这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才会如此艰难。

  
  再回到奥威尔的政治态度上。从您上面的介绍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奥威尔反感的是极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陆建德:《动物农场》几经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后,有人担心它会影响英国与一个重要盟国即苏联的关系。到了1949年,形势完全不同了,丘吉尔早在1946年作了“铁幕”演讲,于是《1984》立即成为冷战武器。奥威尔如果看到两部小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宣传、传播和接受情况,他的感觉会蛮奇怪的。他确实不能容忍极权主义,但是他曾经解释说,《1984》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奥威尔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奥威尔二战以后还支持国有化。一些自称很喜欢奥威尔的人在这点上跟他很不一样。

  我们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太狭隘了,好像只有中国才有,其他国家即使有也不能算。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特别深厚,尤其在知识阶层中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不够的,不然怎么还要让洪战辉等等的大学生、小学生凭一己之力照顾家里的老弱病残?社会在哪里?

  如果非要给奥威尔贴一个清晰的标签,那么大概可以说他是个尊崇个人自由、主张平等、反对极权和传统权威的人。他还是反宗教的。《1984》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奥布兰恩),这是爱尔兰名字,爱尔兰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这就比较隐晦了。  

  
  据介绍,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1984》总销量达四千万本,有六十种语言的版本,这可能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据说在全球发行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出了钱推广,作为冷战的宣传品,是有这回事吗?

  陆建德:具体细节如何一时说不上来,可以看看《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那本书,已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美国小说《灵魂之湾》,作者叫罗伯特·斯通,他不是什么左派,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小说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美国新泽西州中央情报局总部挂着奥威尔和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肖像。

  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在二战后也是得到过英美情报部门推广的。奥威尔和库斯勒两人有来往,但库斯勒的追求和奥威尔不一样,他是个享乐主义者,跟伊夫林·沃一样,喜欢好的衣服和餐饮等等。奥威尔对他也有批评,比如他说,专门追求乐趣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乐趣(大意)。这和J. S. 穆勒说不能有意识地追求幸福是一个道理。

  要深入了解奥威尔是不容易的。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不择手段维护英国的利益,反对权欲,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过他在1949年也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过,提供了一份名单。

  
  奥威尔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有政治含义,他说每个作家都有政治性,回避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他在二十世纪主要的影响就是反对极权,冷战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这些政治因素之外,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

  陆建德: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我觉得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是他的essays,我特别爱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笔清爽流畅,见解独到,让人羡慕。读他的文章得益实在太多了,每一次都是充满惊喜的旅行。不过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但是渗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奥威尔对自己好像很警觉,这可能和很多中国作家不一样。他在《我为什么写作》里说,他写作的第一条动机是想显得聪明,纯粹出于虚荣心(Sheer egoism)。如果要评价奥威尔的文学成就,我觉得要看他的文章。他的晚期作品有一些弱点,不妨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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