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对政治太关心了，他的忧虑有时让他失去均衡感。米兰·昆德拉特别不喜欢《1984》，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审判》相比。《审判》里有个场景，昆德拉说特别感人，就是K在路边看到汲水处一位穿着睡衣的少女拿了水罐，朝着K看了一眼。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1984》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小说自身成了极权精神和宣传。《1984》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符号，可能很少有人会说这样的书他要看了再看。

　　称赞《1984》和《动物农场》的人有时希望这两部作品的思想能够强化他们自身的政治观点。

　　
　　慢慢了解奥威尔，会发现他和自己最初知道的不一样。起初会觉得他反极权，是个保守主义者，其实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又反对极权，很复杂的。

　　陆建德：说得很对。但我觉得，他所担心的极权主义比一般说的极权主义要复杂多了。奥威尔看到现在的世界肯定不开心，因为他会觉得太极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全世界掌权的不是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吗？1941年的时候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ham）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经营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说将来的世界重视效率，必将属于“managers”。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不择手段的拿破仑们。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国左派，1940年易帜，二战时在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办（OSS）工作，战后是典型的右翼，得过里根总统的“自由勋章”。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很有名的批驳伯南的文章。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如果仔细读了那篇文章，我们对《1984》和当今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的思维去写作、论争的，他会给我们很多震惊。试设想，冷战时伯南去做《1984》和《动物农场》的推销员，奥威尔将有怎样的反应？

　　
　　奥威尔在1949年写过一段话，他相信极权主义的观念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都可能扎根。他把《1984》的背景设在英国，说不要以为英国没有这种可能，只要我们不跟它斗争的话，极权主义可能到处会取得胜利。

　　陆建德：只就极权问题来谈奥威尔，有点可惜。反极权的姿态能使他成为比邓南遮更伟大的作家吗？我是怀疑的。简单的命名法和善恶意识是危险的。确实，奥威尔在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英国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人为着战争需要什么手法都使得出来。《1984》里的真理部修改历史，可能也从艾琳那里得到印证。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比如说）和意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就此而言奥威尔有时太简单自信了。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前面昆德拉指出的问题，即他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专制精神和宣传。另外，如果我们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这时我们会明白，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

　　
　　您可以推荐两篇奥威尔的文章吗？

　　陆建德：一篇是《英格兰，你的英格兰》,另一篇是《政治和英语》。前面那篇是为了了解英格兰，后面那篇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更重要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