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谈乔治·奥威尔

今年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年初英国有项调查表明，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英国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接受本报专访，谈起奥威尔的生平和作品。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1984》和《动物农场》。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看他的传记，却发现他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我手上这本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他本人是这样的吗？　　陆建德：奥威尔的传记有好几种，这本还不错。你看封面上的奥威尔，他穿着粗呢子外套，里面是灯芯绒衬衫，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的装束。奥威尔一直是这样打扮的，与当时的“绅士”穿着不大一样，比如说伊夫林·沃、T. S. 艾略特。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叫upper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The Road 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有点“左”吧。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真是出乎想象的选择！他的《缅甸岁月》（1934）里收有几篇很有名的文章。他始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英国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有的后来当了苏联间谍，但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是中上阶层那一套，奥威尔就不是这样，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吃点土豆过日子，绝对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　　他是不是还去西班牙了？　　陆建德：是啊。西班牙内战他也参加了，受过伤，差点送了命。但是他没有加入国际纵队，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特别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就好像中国原来一样。奥威尔对苏联的不满和厌恶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西班牙农民都站在天主教和佛朗哥的一边。　　　　奥威尔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　　陆建德：这有点难说，我们只说《1984》吧。燕卜荪是英国诗人、批评家，他跟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1984》在1949年6月出版，很快远在北大教书的燕卜荪就收到一本，他不知道是谁寄的，邮包上没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这是《1984》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例吧。当时奥威尔的肺病已到最后阶段，他是1950年1月病逝的。燕卜荪看了以后不大欢喜，把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与作者的身体状况联系起来，还刻薄地说那本书“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书给他的几个中国同事（包括学生?）看了，没有很大的反响。顺便说一下，奥威尔曾经向燕卜荪的太太Hetta求婚。燕卜荪对此是毫不在意的。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之前，奥威尔在大陆的影响怎么样呢？是完全不会被提到的吧？　　陆建德：我想那影响微乎其微吧，只是局限在大学英文系少数老师中间。但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位作家被禁了，读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读个遍。我好像是在七十年代初从杭州大学一位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随后全国刮起外语风，各种英美英语教材经翻印进入我国，城市居民中收听海外电台的人不计其数，奥威尔的名声就响起来了。这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插一句，当时我们白皮书啊什么，没有翻译过奥威尔吧？　　陆建德：白皮书总的量是很少的，我没听说过，但是1982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上面收有奥威尔的条目，不长，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　　　　能不能讲讲您读奥威尔的感受？　　陆建德：我在1978年进复旦后，很想看奥威尔的书。《1984》和《动物农场》都是从美国老师那里借来读的。《动物农场》读后觉得挺有趣的，讽刺得非常妙，有的动物命运很惨，比如马。同情动物是一种以往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东西。至于《1984》，我觉得很多场景离我们太远，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更像无政府状态。我们当时一些套话可以用奥威尔所说的newspeak（新语）称之，但是它们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书中有的部分是勉强读过去的，比如戈尔斯坦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大论。戈尔斯坦是犹太人的名字。在复旦有很多开心事，写作文没什么限制，随便什么都可以写，有不少是写给外国老师的。

　　今年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年初英国有项调查表明，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英国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接受本报专访，谈起奥威尔的生平和作品。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1984》和《动物农场》。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看他的传记，却发现他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我手上这本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他本人是这样的吗？

　　陆建德：奥威尔的传记有好几种，这本还不错。你看封面上的奥威尔，他穿着粗呢子外套，里面是灯芯绒衬衫，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的装束。奥威尔一直是这样打扮的，与当时的“绅士”穿着不大一样，比如说伊夫林·沃、T. S. 艾略特。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叫upper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The Road 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有点“左”吧。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真是出乎想象的选择！他的《缅甸岁月》（1934）里收有几篇很有名的文章。他始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英国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有的后来当了苏联间谍，但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是中上阶层那一套，奥威尔就不是这样，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吃点土豆过日子，绝对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

　　他是不是还去西班牙了？

　　陆建德：是啊。西班牙内战他也参加了，受过伤，差点送了命。但是他没有加入国际纵队，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特别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就好像中国原来一样。奥威尔对苏联的不满和厌恶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西班牙农民都站在天主教和佛朗哥的一边。

　　
　　奥威尔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

　　陆建德：这有点难说，我们只说《1984》吧。燕卜荪是英国诗人、批评家，他跟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1984》在1949年6月出版，很快远在北大教书的燕卜荪就收到一本，他不知道是谁寄的，邮包上没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这是《1984》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例吧。当时奥威尔的肺病已到最后阶段，他是1950年1月病逝的。燕卜荪看了以后不大欢喜，把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与作者的身体状况联系起来，还刻薄地说那本书“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书给他的几个中国同事（包括学生?）看了，没有很大的反响。顺便说一下，奥威尔曾经向燕卜荪的太太Hetta求婚。燕卜荪对此是毫不在意的。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之前，奥威尔在大陆的影响怎么样呢？是完全不会被提到的吧？

　　陆建德：我想那影响微乎其微吧，只是局限在大学英文系少数老师中间。但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位作家被禁了，读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读个遍。我好像是在七十年代初从杭州大学一位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随后全国刮起外语风，各种英美英语教材经翻印进入我国，城市居民中收听海外电台的人不计其数，奥威尔的名声就响起来了。这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插一句，当时我们白皮书啊什么，没有翻译过奥威尔吧？

　　陆建德：白皮书总的量是很少的，我没听说过，但是1982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上面收有奥威尔的条目，不长，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

　　
　　能不能讲讲您读奥威尔的感受？

　　陆建德：我在1978年进复旦后，很想看奥威尔的书。《1984》和《动物农场》都是从美国老师那里借来读的。《动物农场》读后觉得挺有趣的，讽刺得非常妙，有的动物命运很惨，比如马。同情动物是一种以往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东西。至于《1984》，我觉得很多场景离我们太远，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更像无政府状态。我们当时一些套话可以用奥威尔所说的newspeak（新语）称之，但是它们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书中有的部分是勉强读过去的，比如戈尔斯坦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大论。戈尔斯坦是犹太人的名字。在复旦有很多开心事，写作文没什么限制，随便什么都可以写，有不少是写给外国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