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企业要跨出国门，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内容，为此必须明确内容提供商的定位。这里还有一个解决文化自信和自尊的问题。2008年，中国共引进各类出版物版权16969种，输出版权仅2455种，这说明中西文化的对话阵营在实力上完全不成比例。一般认为，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有“三片”：大片（好莱坞），薯片（通过“吃”文化造就了世界各地一代代儿童的美国梦），芯片（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计划统治了全球所有的个人用户操作系统，美国的办公文化几乎影响了世界所有地方的精英场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每个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的内涵，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有“民主”，罗马时期的西方有“法律”，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有“人”和“人性”，现代性的西方有“理性”和“个人意志”，后现代的西方有“媒体”、“肉体”和“消费”（参见“没有灵魂的文化轻飘飘——对话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解放日报》2007年6月4日）。中国出版企业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其内容和标志是什么，需要中国出版人认真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要向西方同行学习，要通过参加西方出版人的俱乐部，了解西方社会的需求。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其所谓“唯一性”，有着所谓的“西方中心论”，而中国文化也有其世界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西方需要了解、认识中国的这一需求，积极寻找东西方文化相互合作的途径。

    在出版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出版企业应准确把握国际出版业购并的趋势，突出主业，重视专业化，以此形成并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其业务经营的专业化程度较高，面对市场的扩张，应围绕内容的生产与提供，根据自身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特点，积极拓展业务，所强调的是各种内容资源的多次经营开发。在数字化时代，出版企业即便是在内容产业的范围内考虑业务结构的多元化，也还是要注意形成核心产业和主打产品。因为，业务融合的结构安排不是削弱专业化程度，而是要求更精细的专业化运作，以形成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过快地进行多元化经营，势必造成主业不强、多角经营，整体业务规模很大却又形成不了规模效益的局面。应该看到专业化经营是多元化经营的基础，一个合理的多元业务结构的形成必须从专业化做起。
    
    在全球化竞争的态势下，要与国际出版巨头同台竞技，中国出版企业还必须紧跟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倾力打造数字化时代的业务平台，积极建立基于数字化的商业模式。
    
    如今，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比如美国的主要传媒集团在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中均迈出了初步的步伐：汤姆森与路透合并后，在法律、金融和科技医疗信息服务方面形成了难以撼动的优势，并将在工程、石油化工、航空、汽车和保险等领域积极拓展业务；从汤姆森分离出来的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电子数据和教育出版商，通过推进各种类型的大型数据库和在线平台的建设步伐，开发了各种类型的数字产品，其旗下的Gale创建并维护着600多个数据库，服务于图书馆、学校和商业领域，提供精确、权威的参考文献、报刊、杂志内容；约翰·威利的Interscience在线平台则提供1400多种期刊和6000多种图书以及众多的参考工具书、数据库和实验室指南。
    
    相比而言，中国出版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步伐还很缓慢和初步，很多企业的数字化内容资源十分稀缺，技术手段也较落后，资金投入不够；而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化最大的难点还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本质和特点，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为此，中国的出版企业必须紧紧追随数字技术的进展，大力开展内容创新，根据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不同的出版类型和需求模型，探索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积极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

    中国出版企业在成长为全球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还应根据比较优势，从国际出版产业分工中，寻找自身在出版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
    
    200多年前，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区域间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地区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输出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输入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传统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到销售的垂直型产业链。而在多种媒体互动的信息平台上，传统上分为各个行业的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兴行业数字化产品连为一体，以至于传统外在产业链正在内在化而变成新型出版产业的各部分或环节，由此也造就了较传统出版产业更长更广的复合型的新出版产业链。在全球范围，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新型出版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也就是跨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具体来说，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和数字化产品的整合是跨国的，同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联系是跨国的，内容产品和文化创新由取得原材料到制造产品到产品送达用户等一系列过程同样是跨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