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外国资本目前已对中国出版业形成冲击。入世以前，外国出版企业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出版业的零售和发行领域，并通过下游市场向上游领域逐步渗透。而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发行领域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外国资本投资中国书刊发行领域将不受限制。中国网上图书音像零售商卓越网的股权已被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买断。而约翰·威利、培生集团、兰登书屋、哈珀·科林斯、斯普林格等出版巨头也都表现出强烈的意向试图曲线进入中国出版领域。另外，也已有一些国外出版机构开始在中国拓展电子图书市场、远程教育体系、电子期刊、数据库等新兴出版业务。国际出版巨头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有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和管理水平，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出版领域，必将对中国出版企业构成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种来自外部的竞争和压力，在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进程中，造就一批在全球开展业务的跨国出版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与国际出版巨头同台竞技，已被中国出版企业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尝试实施。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国际出版企业的跨国发展实践已经带给中国出版企业丰富而有益的启示，同时出版的全球化和数字化趋势也对中国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建立在出版主体公司化和市场化以及企业竞争领域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发展，必须在发展的路径上有更加准确的定位。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伴随着全球性市场的形成，市场的迅速扩容，对市场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大的市场呼唤着大的企业组织的出现，只有大的企业才能创造大的市场。从世界经济和产业组织发展规律来看，在企业的集团化发展过程中，多元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是其中两条并行不悖的主旋律。前者追求的是一种范围经济，通过业务匹配和功能耦合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通过多领域投资来降低风险；后者追求的是一种规模经济，通过专业分工来获得递增收益，建立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进而降低风险获取最大利润。当企业面对的是小市场、地区市场、本国市场时，企业扩张到一定阶段，只能是多元投资和经营，以获得范围经济的优势。而当企业面对的是大市场、全球市场时，就要求更加专业化地经营，由此大量的并购发生，大的跨国公司产生。现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出版企业正是沿着自我发展为主到收购兼并为主、跨行业发展为主到跨国发展为主的路径不断迈进。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扩张，各种类型的数字化业务平台不断涌现，导致了“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这个新的产业概念的出现，这使得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可能，新的商业模式逐步形成，而国际出版产业也经历了一次席卷全球的收购兼并浪潮，出版全球化的进程迅猛加速。在这一轮购并浪潮中，一些大型出版集团为了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纷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卖出买进的方式将自己的业务领域集中在内容产业，其结果便是一批跨行业多元经营的大型集团转变为以内容提供为主的高度专业化的大型出版集团。例如，培生集团在90年代中后期先后卖出了自己在蜡像馆、拉萨德银行、西班牙主题公园的股份和在英国第五频道及B卫视的部分股份，加之利用从其他渠道融来的资金，通过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从1994年到1998年先后收购了艾迪生·维斯理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教育出版部分)、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教育出版部分）三大教育出版公司，与原旗下朗文出版公司进行合并和重组；2007年培生再次用9.5亿美元从励德·爱思维尔集团手中购并了哈考特教育公司英国中小学业务（哈考特评估测试公司和哈考特国际教育出版公司），从而使培生教育集团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其他如汤姆森公司出售汤姆森学习集团，并购路透集团，将业务集中于信息服务；约翰·威利购并布莱克威尔，强化其在专业出版领域的地位；励德集团出售哈考特教育，收购为保险业提供数据和分析服务的Choice Point公司，加速数字化业务的拓展，全面转向信息服务；霍顿·米弗林购并哈考特美国中小学教育业务，加强教育和大众出版业务等。他们的购并活动无一不是围绕着专业化的目标展开的。因此，中国的出版企业在全球化、数字化进程中，面对全球市场，其发展路径应该是走专而精的道路，以取得规模经济的优势。

    三、成为全球企业必须把握全球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竞争的态势下，要与国际出版巨头同台竞技，中国出版企业还必须紧跟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倾力打造数字化时代的业务平台，积极建立基于数字化的商业模式。
    
    当然，面对出版全球化、数字化的浪潮，中国出版企业要成为全球企业，其道路还很漫长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