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桑塔格要求人对自己的存在负起责任。她拒绝语言表面的、有限的一致性，而去寻求一种“丰富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首先要求人直面自己的存在中种种的非理性，而不以习俗、道德的律令来压抑自己。在《恩主》中，人物的行为是相当具有超现实色彩的。其中最为奇特的是希波赖特出于无法解释的目的，将自己的情妇安德斯太太以一万三千旧法郎的价格卖给了阿拉伯商人。而这位太太在经受了数不清的艰难曲折之后依然生机勃发，而且返回省城，将“我”逐出了自己的房子。在这里，人生活的空间与境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他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狂喜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恩主》表面看是一些关于梦的故事，实际上主题仍然是关于人的自由选择。正如“我”在小说中承认的：“我对我的梦感兴趣，因为我视之为行动，视之为行动的样板、行动的缘由。我是从自由的角度对它们感兴趣。”“恩主”这个词在小说中具有多重意蕴。首先，安德斯太太作为一个沙龙女主人接纳了“我”，并成为“我”的资助人。然后，安德斯太太出现在“我”的梦中，使我的种种幻想得到释放的对象，成为一个他者为“我”提供认识自我的镜像。不仅如此，“我”和安德斯太太私奔到阿拉伯城后，在那儿，“我”给她演示“我”的梦中情景。她扮演穿泳衣的男人、第二个房间里的女人、演她自己、芭蕾舞演员、牧师、圣母玛丽亚，还有已经驾崩的国王——一场场梦中所有的角色，使“我”得以将梦中的各种角色演示出来，而更清楚地看见自己。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帮助了安德斯太太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安德斯太太想过一种新生活——其实跟我一样，通过与莫妮克的认真关系，我也在寻求一种新生活。由于某种有悖常情的原因，她找到我为她定夺。”这是“我”在打算烧死安德斯太太之前的一段内心独白。对于人来说，最难的不是行动，而是选择。安德斯太太的选择是由“我”来作出的。这样，“恩主”反而变成了这位被资助人。因为她倚赖于“我”的选择，所以对于她的一切暴力都成为正当的。为了让这位太太脱离以前的生活，“我”把她卖给了阿拉伯商人；当她历尽曲折回到首都时，“我”为她选择了死亡。“她带着现在这种被糟蹋的身子，能过什么样的生活？看起来只有一条出路，即结束这条已经结束、却还在贪婪地希望延续的生命。”安德斯太太没有死。每一次被动地改变生活之后，接下来就是生命意志的强烈反抗。她在行动方面的能力使针对于她的暴力无法实现其毁灭她生活的力量。正如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激发起“我”更为深入地去身体力行，充分地去体会个人空间的意义。在小说结尾，“我”完成了内心世界的探讨，开始从行动的层面上去关注人：“我又能帮助别人了，尽管帮助的方式与先前完全不同，因为现在，我对人的内在世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外在的人。”正如在梦中安德斯太太激发了“我”的选择，这一次安德斯太太作为“我”的意志的一个强烈的反弹力再一次成为“我”的恩主。在这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精神上的实验伴侣的关系。“我”感觉到，“安德斯太太是我的影子”。经过不断地试错、调解，桑塔格完成了她提出的重要命题：“我思考的是，做一个踏上精神之旅的人并去追求真正的自由——摆脱了陈词滥调之后的自由，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思考的是对许许多多的真理，尤其是对一个现代的、所谓民主的社会里多数人以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提出质疑意味着什么。”也许正是这种对“真正的自由”的追求，使这部小说赢得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激赏。 

　　与“自由选择”的主题相适应，桑塔格在小说形式上提供了阅读的多种可能性。卡尔维诺在谈到未来千年文学的发展趋势时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对“轻逸”的追求。现实的世界符合我们所未知的永恒规律，因而是沉重的。只有想像和梦幻使之飞扬起来。桑塔格说：“我最感兴趣的小说种类是广义上的‘科幻小说’，往返出入于想像的或幻觉的世界与所谓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小说。”这表明了桑塔格对于创造性的兴趣。她多次谈到，她不喜欢写自传性的小说，必须依靠想像把体验进行重组。学者型的小说家中这样倾向的较多，例如尤瑟纳尔。对于想像方式的追求也贯穿到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方式之中：“如果人类能变‘轻亮’，那么，他们就能回到自生神的怀抱。这种洗罪的发生借助的并非是自我否认而是全部的自我表达。” 

　　正如作者乐于与之为伍的巴塞尔姆的作品，作为一部从技巧上来说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恩主》中运用了多种文体的混杂。文体在苏珊·桑塔格那里不仅仅是表达的手段，而且是体验和想像的不同逻辑系统。“所有人都会把你此刻的动作说成‘坐在摇椅上’。但实际上有无数种方式来描述那把椅子和坐在椅子上的你。”正是在变换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和一张椅子的关系的过程中，苏珊·桑塔格教会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那也正是希波赖特与安德斯太太在《恩主》的旅行中所体验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