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年的知青生活教会您一些什么？

    曹景行：知青生活教会我吃苦，把苦都吃遍，后来就没有苦了。我从上海下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要跟他们学习插秧学习犁田，但是，半年之后，我就能扛100斤一袋的水泥跟200人一起一步步走六个小时上山，200斤的米包我也能背得起。知青生活还教会我跳出上海来看中国。

    记者：回头看高考30年有什么感受？

    曹景行：当时就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突然给了我一个机会，有机会就试一下吧。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30岁了，不到3%的录取率，我跟妻子一起考，都考进了复旦大学，都31岁，于是，带着两岁的孩子和妻子一起回上海读书。

    转行媒体：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怎么会40岁了还转行做媒体？到《亚洲周刊》做些什么工作呢？从经济研究员入行媒体有什么优势？

    曹景行：在《亚洲周刊》是去打一份工，当时，内地的学历得不到香港的承认，很多内地的教授到香港找不到工作，我没精力再去读书，也没天分经商，无意间去应聘媒体。在《亚洲周刊》做WRITING，看英文，再用中文整理成文。从经济研究员入行媒体有很好的优势，尤其在《亚洲周刊》这样大格局的媒体，掌握经济规律，有助于理解新闻报道，其实，新闻只是一个空的书架，有历史的基础与经济学的基础，才能更饱满。

    记者：在凤凰台的十年又使您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您刚刚无意中说“人生不快乐做什么？”这是您的座右铭吗？

    曹景行：在凤凰台的十年使我回到了大陆，被大陆的观众所接受，并被大陆的大学聘为老师。是，“人生，不快乐做什么？”是我的座右铭。凡事都有两种态度，积极和消极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知青下乡，好不容易才等到大学向我们敞开，后来又经历很多事情，就更觉得人生应该快乐应该积极。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香港回归十年之后有些什么变与不变？您的《香港十年》里特别提到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回归以后，香港的新移民有什么变化？

    曹景行：十年之前，香港回归的日子，我们作为新闻人总有些担心，担心回归能否顺利进行。那两天香港有8000个记者其实是来看出事的，我们自己也担心出事。1997年7月1日晚上平静地回归，这比较意外，西方媒体同行很失望，那天下雨，雨后天气好转，也带来一种情绪上的好开端。10年过去了，香港从外貌上看没什么变化，多了些高楼。但香港人的心理状态在改变，消除了10年前的政治障碍，人心的障碍也消除了，香港人说他们要面向世界，胸怀祖国。

    前些天，香港的报纸有一个很小的消息：倪匡——卫斯理，回归之前，他从香港移民出去了，现在，他又搬回香港了。这实际上很能代表一部分香港人：在香港生活得很好的中产阶级，因为对回归没有信心，先移民，后来，慢慢发现回归之后的香港和他们心目中原来的香港没有差别，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好了，于是，自己回来，或者他们的孩子们回来。10年了，香港人心的回归就是最大的变化。

    香港的新移民都在不断努力，不断改善自己的困境，香港是很让人发挥潜力的地方。香港政府为加快家庭团聚，增加了50万新移民，对生活条件差的新移民给予社会救济与福利照顾，但新移民的生活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新移民的下一代应该能生活得很好。

    记者：去大学教书后有什么感触？

    曹景行：去大学教书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教书了，教书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一个学期在清华大学开一门《媒体镜头与战争》，全校本科生选修，一周一节课，我可以做好它，感觉很好。

    记者：可以简单数一下影响您的书吗？您最近看的碟是哪张？

    曹景行：我所读的每一本书都影响我。包括手头的这本《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他专门为媒体言论自由与老百姓的知情权作辩护，对抗政府的违法行为。最近看的碟是罗马尼亚的《加州梦》，非常精彩，我看完之后，感觉到中国的电影导演最好别再吹自己了，好好地学学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