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排各方争论不一

    给立项成功的《全宋文》迎头一棒的是，由于研究所谁也没有编过大型断代总集，在收文范围和编排顺序上，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约请本校文史两系的老师座谈，但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争论持续了两年，在研究所每周星期二下午的开会，几乎都在争论这个问题，期间把有争论的问题写成《就〈全宋文〉编纂体例问题征询意见书》，向全国学术界求救，但同样是人言人殊，仍然没有结果。

    《全宋文》的普查辑佚工作的好坏和能否按时完成，是《全宋文》编纂成败的关键，是全部工作最艰苦、最繁琐的阶段。曾枣庄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强调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完成普查辑佚工作，当时有个别人希望不参加普查，只参加校点。这个要求在“以后的校点、审稿可自愿参加，但普查阶段必须人人参加”的规定中被拒绝。为了及时掌握《全宋文》的普查进度，他们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宋文普查进度表》，按月公布每个人普查书的种数、卷数和辑得宋文的篇数。

    “为使他们不出去代课挣外快，集中精力作普查，我们从巴蜀书社预支了三万元的稿费，根据所查种数、卷数及难易程度，按月计量付酬。平均每人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个别人有时曾上百元，局部缓和了大家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从１９８７年６月起，他们转入校点、编纂、审稿阶段。经过普查阶段的反复争论，《全宋文》体例方面大的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作了《全宋文校点工作细则的补充规定》，又编了长逾百页的《全宋文样点工作举例》，对各种技术性问题都作了统一规定，并举例说明。《举例》共分六个部分：一、《全宋文》总貌；二、作家小传举例；三、统一行款格式举例；四、疑伪互见作品处理举例；五、校记举例；六、对宋人别集的剔除和重编举例。

    “《全宋文》的编纂工作很具体，很繁琐，无法一一细说。”曾枣庄一言概之。

    《全宋文》出版运作有多曲折？

    曾枣庄对巴蜀书社心存感激

    “《全宋文》从立项到全部出版，整整２０年，其间艰辛，一言难尽。”曾枣庄一直微笑着的表情变得有些沉重。

    在得知《全宋文》的立项后，全国有三家出版社，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及巴蜀书社都表示了出版意向，最后决定把《全宋文》交由巴蜀书社出版，“都在成都，便于联系”。１９８６年，双方签订了关于编纂出版《全宋文》的协议。

    当时巴蜀书社的总编辑段文桂对出版《全宋文》算了细账：“出版《全宋文》，每年要亏损七八万元，全书出版要亏损七八十万元，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我们愿意背这么一个大包袱。”并且在《全宋文》最艰难的资料普查阶段，巴蜀书社预先支付了三四万元的稿费，作为普查阶段的劳务报酬，“这笔预支稿费对于稳定队伍集中精力搞全宋文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尽管之后，与巴蜀书社发生了一系列纠葛，曾枣庄对巴蜀书社的感激之情还是油然而生。

    经过三年的苦战，１９８８年夏《全宋文》第一册出版了，震惊国内外。

    著名学者傅璇琮说：“《全宋文》１９８５年秋天开始，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就把第一册书稿交巴蜀书社了。现在已经出书，出版时间８个月。目前，我们的古籍出版周期这么长，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巴蜀书社这么快就出版了，而且是繁体字，这就给古籍出版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经过八年的努力，到１９９３年《全宋文》的校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全宋文》的编纂、出版情况，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在１９９０年以前是出版社催我们。由于《全宋文》没有积稿，在以后的两年，都是巴蜀书社催我们。但从１９９０年起，情势急转之下，都是我们催出版社了。１９９０年我们已编完５０多册，１９９１年编至９０多册，可是才出版到第２０册，平均每年出５册。全书１８０册，如果按这一速度出下去，还要３０年才能出齐。”

    因此从１９９１年起，古籍所要求巴蜀书社加快出版进度，建议每年出２０册，争取１９９８年出齐。出版社起初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要遭遇的困难接踵而来，这笔账是：每出一册《全宋文》要赔１万元，每年出１０册要赔１０万元，若出２０册就要赔２０万元。如果完全是一笔亏账，任何出版社恐怕也承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