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的首要任务是从校内外调进一些专职研究人员，可是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收效甚微。这时候，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曾枣庄沉不住气了，并向校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后来，经过校领导的再三劝说下，放弃了辞职的打算，并在学校支持下，古籍所里终于有了人气，组成了一支文、史专业兼有的十余人队伍。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还没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为了给这批年轻人找事做，１９８４年，刘琳提出编撰《全宋文》，认为这样学文、学史的力量都可以上。“《全宋文》难度大”，曾枣庄心里直犯嘀咕，怕拿得起，放不下，风险大。

    在犹豫半年后的１９８５年暑假，研究所所有成员开始认真分析和编纂《全宋文》的可行性。他们充分估计了编纂《全宋文》的艰巨性：一是工作量大，当时留存的宋代文献是唐代文献的几倍，《全唐文》有９００多万字，据估计，《全宋文》最后成书可能有近１亿字；二是查书范围广，需查的书多达四五千种；三是编《全唐文》有旧藏《唐文》等大型总集作基础，而现存宋人总集多是选本，分量不大，几乎需要从头做起；编总集，需加新式标点，校点工作量大，出现的差错将更多。

    困难与办法总是相反相成的。

    他们也衡量了完成《全宋文》编纂任务的可行性：一是所需的８５％的资料都可以在成都找到，遗憾的是版本不全，善本犹少，需到北京和其他地方查阅；二是人力上除了有杨明照、缪钺等一批学界前辈作指导，川大从事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的人较多；三是当时古籍所本身已有十多位研究生毕业以上水平的身强力壮的专职研究人员，可以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因此，“编纂《全宋文》的困难虽大，但不是不可克服的”，曾枣庄彻底打消了顾虑，开始了立项的论证工作。

    上大型项目，一要财权，二要人权

    首先是征求前任所长杨明照先生的意见，面对曾枣庄编纂《全宋文》的诸多理由，杨先生均不为所动，当得知这是年轻研究人员的出路时，他面显难色地说：“为了培养年轻人，我同意你们上《全宋文》，但很难。”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许多文史界老专家——主编过《全清词》的程千帆先生对这种大型文化项目的艰难深有体会：“上大型项目，一要财权，二要人权，没有这两权，不好办事。”姜书阁先生说：“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必须把它当做事业，要有献身精神。没有三五个雷打不散的核心人物，最好不要开始。” 所幸的是，《全宋文》在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时，顺利通过。不过，在《全宋文》２０年编纂出版过程中，“难”这个字被不断地印证。

    《全宋文》资料收集有多艰苦

    “《全宋文》于１９８５年上马，１９９３年完成校点编纂，１９９５年完成审稿。其间历尽艰辛，特别是在收集资料阶段。”据曾枣庄介绍，整个《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是分为准备、普查、校点、编审四个相互交错而又各有侧重的阶段进行的。

    １９８５年７月至１２月是准备工作阶段，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估算《全宋文》的工作量和人力、图书情况，反复论证有无条件上《全宋文》；二是制定计划，起草了《全宋文编纂规划》，又把这一编纂规划具体化为《普查工作细则》、《校点工作细则》、《编纂工作细则》、《资料管理工作细则》，并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三是为普查和校点作好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起，曾和同事们正式开始了《全宋文》的资料普查工作。

    “普查工作的艰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可以想象，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普查范围很广，需要普查的书目也很多。

    全所２３个人轮流出差，北京、沈阳、南京、上海、浙江……他们几乎去了全国各地图书馆，查阅了上万种图书。大家经常一出差就是三个月，为了省经费，住过５块钱一晚上的地下室，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往图书馆，中午就在图书馆啃点冷馒头，晚上在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

    “论学历，我们来编纂《全宋文》，确实有些不自量力；但在全国各地查书，不仅要学历，而且要体力。如果我们所不是以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为主，而是老弱病残太多，《全宋文》的普查辑佚工作，恐怕是很难完成的。”因此，原计划要花二至三年的时间来完成普查辑佚工作，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计划查的书基本查完。

    “如果再晚几年，《全宋文》就完不成了。”曾枣庄所指的晚几年参照的是１９８５年。那时候，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像那种很珍贵的善本，拍照都不用什么钱，想想至今存在古籍所的那四柜子胶卷，“要是搁现在，图书馆得收多少钱呢”，曾说，就在他们搜集完资料不久之后，图书馆对查阅善本尤其是拍照的就开始收费了，并且价格不低。其次是当时参与《全宋文》编纂工作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自己固定的研究方向，可以全力以赴地奋战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