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了!当这趟漫长的马拉松终于闯线成功时，全国响起一片开香槟的声音。然而，谈及入世后电影行业的未来，中国电影人显然没有喝香槟的心情。 

　　加入WTO，涉及电影产业开放的条款并不多。从几年前开始，以“电影行业该如何应对WTO”为题的研讨会也开过一个又一个，然而到11月10日一锤定音的前夕，中国的电影人对入世后的前景仍缺乏统一认识。对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进行描绘时，著名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和黄式宪不约而同用了“先死后生”这个词——— 

　　政策背景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电影成为两国拿到WTO谈判桌上的最早的项目之一。 

　　对加入WTO后电影产业的开放，我国作出的承诺有二：一是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一致的前提下，每年引进20部外国影片作为分账片放映；二是加入WTO后，允许外资参与改造、改建中国影院，但外资的比例不得超过49%。必须注意的是，承诺有前提，就是“在保护期内”，而这个保护期的时间仅为3年。

　　我们现有这盘棋叫市场吗？ 

　　回首入世谈判历程时，曾令我国谈判专家们最感棘手的是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词；而在“市场经济”已能名正言顺地出头的今天，比起其姐妹艺术电视来，电影的市场化进程显然还大大滞后。业内不少人士甚至直言：中国电影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 

　　作为“喉舌”的电影，我国不缺，但作为“商品”、能为投资人赚取利润的电影，在中国屈指可数。每年都有不少影片顶着“主旋律”的名义开拍，但它们大多数走上了一条“国家掏钱→拍完拿奖→指令或推荐观看→进入电影频道或直接进库房”的道路。战史片、领袖传记片、英雄劳模片，这方面，中国电影堪称富矿，但这种丰富绝不等于电影市场上商品数量及品种的极大丰富，更不能带来以片养片的良性循环。近年来，我国自产电影的能力呈现下滑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也江河日下。 

　　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影院年总收入达22亿到26亿元，而当时的票价平均约0.3元。以1982年为例，国产家庭伦理片《喜盈门》票房收入高达1.7亿元，折合观众人次近6亿；而1999年，票价已高达15元———25元，全国票房收入却降到8.1亿元，观众人次不足3亿；去年，在《生死抉择》异军突起、进口大片轮番轰炸的情况下，全国票房收入才回升至9.6亿元。 

    细数近十年的中国电影，谈得上票房常胜将军的导演只有一个冯小刚，能靠制作和发行电影活下来的国内发行公司仅有限的几家。在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中，进口大片占去了2／3的份额。 

　　目前，国产电影想要在电影院发行放映，只有传统的电影发行渠道可走，也即找垄断商———各级电影发行与放映公司。电影局市场处负责人毛羽介绍，目前在全国，除武汉市电影公司的院线得到了省文化部门的批文认可外，在各地想成立第二条院线的举动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每个地方的政府都要保护这一级的电影公司。此外，有两条院线并存、竞争的省份仅有四川(四川省公司与峨眉公司并存)、湖南(湖南省公司与潇湘公司并存)及广东(广东省公司和广州院线并存)三家。 

　　以这样的市场迎接入世后的大市场，面对龙永图“中国准备好了没有”的提问，中国的电影业能回答“准备好了”吗？

　　职能管理部门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入世，“狼来了”的惊呼四起，但毛羽称，中国电影面临最大的“狼”并非来自国外。他认为，“应对WTO”的说法意味着把WTO、把好莱坞看作了假想敌，似乎没有敌人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事实上，自身的壮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毛羽称，市场的开放对职能管理部门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但入世后面对的问题不是职能管理部门有多大动静就可以解决的；电影局在不断地试图变革机制以适应市场颁化，但要动50年来形成的中国电影市场，这条探索的路走得十分艰难。 

　　以电影局力推的单拷贝交易为例。这种交易形式的存在本是为给各级公司经营自主权，从而打破发行渠道的垄断，但才推行了1年、办了三届交易会，就日渐式微：第一届福州交易会正值“五元风暴”在全国劲刮，参加交易的人最多，最后成交的35毫米拷贝共有178个；第二届北京交易会举行时正值北京举办国际电视周，电视周上人山人海，参加电影单拷贝交易会的却只有20多个人，极其冷清；第三届武汉交易会，参加的倒是有240多人，但最后也只卖了18个35毫米拷贝。 

　　为什么单拷贝交易越来越难？毛羽说，福州交易会上，有两家影院合买了2个拷贝，花费仅5万元，创造的票房达90多万元，但后来他们不敢再买单拷贝了，因为受到当地电影公司的威胁，说是再去买单拷贝就不给他们大片的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