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完成事业转企业改制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日成立三大编纂处——《辞海》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英汉大词典》编纂处。“稀奇”的是：三大编纂处均为事业编制，属于“吃皇粮”的单位。由此，很多人看不懂：一会儿这样改，一会儿那样改，文化到底要走哪条路？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在三大编纂处成立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能不思考和提出的问题：今后谁来编纂词典？ 

    《辞海》最初编纂于１９１５年，１９３６年出版。１９５７年着手修订，１９７９年出版修订版。《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始编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６年，《汉语大词典》首卷编成，１９９４年全部１２卷出版。《英汉大词典》于１９８９年完成上卷，２年后下卷编纂出版。 

    从编写到出版，三大词典经历了１０多年、甚至２０多年的漫长时间。编写人员由黑发到白发，有些人甚至累倒在编写岗位上，未曾见到书稿出版的这一天。成百上千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工作，甚至放弃了出国、出书、升职等机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三大词典的编纂。 

    一部《辞海》，从着手修订到一版再版，凝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关心。中央军委、外交部、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等中央各部门，组织力量审定书稿。《汉语大词典》和《英汉大词典》，是周恩来总理重病期间，签发国务院令后编写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上海的１０００多名语文工作者，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在编纂的１６年中，《英汉大词典》有７名工作人员不幸逝世。１９９１年６月，离出版只有３个月，４６岁的女编辑乔艾宓倒在工作岗位上。在她的遗体前，主编陆谷孙悲情地说：“在一位日复一日一起工作的同仁突然离去之际，惊愕和悲痛会升华我们的情怀，启发我们对生与死作深沉的哲学思考。思考的同时，我们一方面会变得更恬淡于名利，更为宽容。另一方面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加深一种带有神圣意味的使命感，变得更为执著和勇敢。” 

    然而，今天在文化界谈及这三部大词典时，很多人不是兴奋，而是有一种侥幸。他们说：“幸亏这几部大书，编纂得早。如果放在今天，肯定编纂不了。恐怕以后，也不会编纂成功。” 

    难道是九斤老太“今不如昔”论调的复燃？非也。由于《辞海》、《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上海“延伸”出辞书出版社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除两部大型词典外，两社每年还出版其它书籍六七百种。《英汉大词典》则属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三家出版单位，在改制后都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以一家出版社之力，承担如此重大的编纂出版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一是资金。即便是修订，三大词典的投资仍非常大。刚修订出版的《英汉大词典》，首印１５０００部，全部卖完，也收回不了前期投资的钱。从２００１年起，在《辞海》基础上，上海辞书出版社承担了《大辞海》的编纂出版任务。这部词典共３８卷，篇幅是《辞海》的三倍。目前，《大辞海》已出版了１０个分卷。但是，每出版一卷，出版社就要赔上４０万元钱。二是编写力量。为确保大型工具书的权威性、科学性，主编和各分科主编及主要撰写者，都需要一流专家主持。为此，舒新城、陈望道、刘大杰、苏步青、王力、叶圣陶、陈原、陈瀚伯、夏征农、陆谷孙、吴莹等全国著名学者，都曾通过行政手段，参与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今天，以一家出版社之力，哪能调用全国的力量？三是名与利。一条词目，看起来几十、几百个字，但是往往需要编纂者熟知一个领域，熟读几十、几百本书。撰写一个条目，也就几十元的报酬。比起今天，一场几千元甚至更高报酬的讲座，太没有吸引力了。无名又无利，谁来守住清贫和寂寞？ 

    显然，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危言耸听。谁来编纂词典？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今日之图书市场，各种词典书籍也不算少。但是仔细看看，大多是拼拼凑凑抄袭而来，错误百出。一些双语词典，多是据国外词典翻译而来。由此，意识形态主导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英汉大词典》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很好口碑。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双语词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保持语言文化独立性和纯洁性的需要。联合国前首席英语翻译斯蒂芬·培尔说：“《英汉大词典》是一部规范的词典。像‘发展是硬道理’等词，我们都要从这本词典中去查找。”《辞海》，仍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汉语大词典》集古今汉语之大成。在世界上，这些权威性工具书，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一般都被看作是国家荣誉和民族自立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辞书界，一切抄袭、拼凑之作，损害的不仅是读者利益，还有国家形象。 

    谁来编纂词典？需要文化人的奉献，需要出版人的眼光，需要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这样的时刻，成立三大编纂处，以事业单位性质独立开展工作，也许是一条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