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界不乏一些片面认知：陷于出版滞涨、供过于求的书市，出版文化建设的政绩仍是出版产值的排名及每年20%、30%乃至50%的增长指标。●建设出版文化高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过程。
　　●多元出版、轻松阅读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但热衷风水、占卦、盗墓、穿越、戏说、伪保健、明星隐私，以此吸引读者眼球，不应是出版人所为。
　　吴士余:资深出版人，上海市出版协会顾问。著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文学叙事》、《守望理性》、《再望理性》等。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口号又响起来了。四年前，新闻出版局长孙颙交给笔者一项任务：以“国际文化大都市”为题，策划一套能体现上海出版文化影响力的出版工程。受命之际，旋即邀请了近十位出版社社长、总编组成课题组，并征集上海高校近百位教授、领军学者的意见，鏖战数月，做出二份课题报告：一是《构造与时俱进的出版文化高地》，对近十年来上海出版作总体评估，分析上海出版资源的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梳理出版瓶颈的结症与突围方向，总结优秀出版工程的运作模式及其可资鉴的经验；二是《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出版工程》选题方案供专家、领导论证，方案设计出版项目约23项，925卷（种），总投入资金约5700多万元。选题涉及上海大都市文化探索、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整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等。不少选题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其学术水准处于全国专业理论的前沿。课题报告得到上级领导的赞赏。在等待高层审批之际，孙颙被调任他职，方案也就束之高阁。一晃数年，如今口号重提，颇有些感慨，也值得出版人的自省。
　　出版文化的高地建设，需要出版人的理性和坚守。口号与纲领能给人以鼓舞和信心，但作为出版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出版人注重的应是精神的凝聚和脚踏实地的行动自觉。如今，出版界不乏一些片面认知：陷于出版滞涨、供过于求的书市，出版文化建设的政绩仍是出版产值的排名及每年20%、30%乃至50%的增长指标。有悖于出版生产规律的高歌猛进，趋势附利的媒体效应，短视的价值诉求，其后果难免是来回折腾，昔日的假、大、空之教训犹记在耳。老出版家巢峰主政上海辞书出版社坚守四十余年，他的出版精神就是毕其一生献身于《辞海》。除十年修一书，还策划出版《哲学大辞典》、《历史大辞典》、《文学大辞典》、《宗教大辞典》、《军事大辞典》等数十部专业辞书，开拓了中国分科辞书的专业化、系列化的出版路径，使上海的辞书类工具书成为全国专业出版的风向标。巢峰先生并没有因“政绩”、“仕途”诉求偏离他对中国出版业的理念。这种执着、坚守、奉献的出版精神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当下应提倡的出版人文化。建设出版文化高地，首要的是锤炼、发扬这种出版人的文化精神。
　　建设出版文化高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过程。近三十年来，上海的一些重大出版工程，无不是几代出版人精心锤打和努力耕耘的结果。标志性的《辞海》、《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新文学大系》、《十万个为什么》、《本草纲目》等莫不如此。希冀当年播种、当年收获的出版工程是难以达到质量上臻的目标的。重大出版工程往往是专家、学者、出版人精心论证、策划而成，决非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动。迎上、唯上、不务实，热衷自我包装，造势炒作的出版行为，往往是以折腾而告终。因此，出版人承传前辈出版人的经验和传统，应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品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研究的出版领域，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的强势和品牌，就在于对前辈出版精神的承传和发扬，出版强势、科学发展不可能产生于出版文化精神的断裂之中。
　　出版文化建设靠的是内涵的支撑。当下出版业走向市场的路径并非有错，但切实要防止无为而治带来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出版倾向。多元出版、轻松阅读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但热衷风水、占卦、盗墓、穿越、戏说、伪保健、明星隐私，以此吸引读者眼球，不应是出版人所为。出版文化的主流是宣扬、承传中国的文化精神，延续中华文明，文化的价值诉求应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形象相匹配，没有文化精神的出版只能是一个灵魂苍白的躯壳。面对图书出版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也需要出版人的自省，需要提升对文化内涵的认识、理解和自觉。出版人是从事净化灵魂、延续文明的事业，若以为追逐、搏弈利益为唯一准则就能做大做强，难免是舍本求末，建设文化强国终究会成为一句高调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