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和出版的十年规划。当年8月21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转发了《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即国发137号文件），要求出版界组织力量编写出版160部大小语文词典。其中规模最大的《汉语大词典》，商定由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安徽等五省一市合作编纂。回顾《汉语大词典》的出版历程，身为这项工作的早期亲历者，我体会至深。 

　　当时，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成立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并在国家出版局设办公室。在五省一市，同样在政府建立“领导小组”，在出版局设办公室（即后来的省市“词办”），并委托上海负责总集成的工作。随后华东五省一市“词办”，立即聚会商议开展编写工作的步骤。 

　　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那股违背词典知识性的规律、要把词典编成政治教科书的极左思潮依然存在；很多语文教师还散落赋闲，组织编写队伍，困难重重。但编纂一部最新最全的《汉语大词典》，无疑具有重大价值和紧迫意义。国家出版局陈翰伯局长有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有一部《大汉和词典》，台湾出了一部《中文大词典》，而我们没有，实在脸上无光。” 

　　不仅要编，还必须编出高水平。当时对这部词典的定位是，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要准确反映汉语源流发展的演变，纠正以往某些汉语词书中存在的误导，在收词、书证、释义、体例、检索等各方面，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权威性，在学术上超过台湾和日本的同类词典。大家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基本建设，务必下最大决心，全力以赴。 

　　有了上述共识，立即制订实施方案，着手物色人选，组建编写队伍。1976年夏天，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了《汉语大词典》首次编写工作会议，五省一市的编写人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重申了137号文件精神，明确了词典性质、编写方针和选词阶段的工作要求，确立了高起点、高标准的编纂指导思想。 

　　按汉字字头分工承担了各自的编写任务之后，五省一市陆续组建起不同形式的编写机构。有的省将教师抽调在一起，建立集中的编写组，也有的省则在有条件的地市，建立分散的编写组，如江苏省就建立了10个编写组。五省一市前后参与这部大词典编写工作的，涉及43个单位的四百余人。 

　　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疑虑：编词典是复杂细活，通常都是由少数专家集中编纂，现在《汉语大词典》动员这么多人，又是分散来编，其质量如何保证。对此五省一市负责编写的人士认为，新编《汉语大词典》，容量大，标准高，在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文教战线尚处拨乱反正之际，想用传统编词典的办法来编，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从现实环境出发，只能采取大协作的方式。这样做虽出于因时制宜的一次尝试，但只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工作做细，对大协作的全过程扬长避短，也许可以探索出合力编词典的另一种新思路。 

　　“领导小组”做出决策，五省一市必须统一执行，不许走样，没有例外。充分发挥上海“词办”的协调功能。上海“词办”起初由束韧秋、孙厚璞担任正副主任，没多久改由孙厚璞任主任，共事的还有郑拾风、金文明等人，他们对五省一市的编写工作，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与指导作用。后来上海“词办”扩展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由王涛负责，工作也很有成效。 

　　制订统一的编写工作规则是保证大协作不会走样的重要措施。编写人员在领会词典性质、编写方针、编写体例、质量保证等基本精神基础上，还必须吃透统一规定的收词原则、书证选择、准确释义、编辑体例、乃至标点符号等多方面的要求。在编写全过程特别强调，只有统一的规则，没有个人的风格。为了切实做到严谨、规范，上海“词办”还特意出版了一本《〈汉语大词典〉编写手册》，把大小各项要求具体书面化。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细化了的编写规则和保证措施，使整个编写工作没有出现“各吹各的调”。 

　　有了规则，还必须辅以必要的沟通、交流和监督。五省一市除有各家“词办”的《编写工作通讯》经常交流情况以外，特别重视及时开会交流磋商。仅在早期选收词条阶段，几乎每年都要召开编写工作会议。先是1977年在青岛开，随后接连在黄山、苏州、杭州、厦门等地召开，这中间还开过多次小型的汇报会、论证会、专题讨论会。这些频繁的交流，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统一认识，监督进度，促进了编写工作的“一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