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制度化何以可能？

　　何谓“儒学的制度化”？干春松教授有一个界定：“所谓儒家的制度化，作者指的是儒学在获得官方尊崇的地位之后，逐渐形成儒家典籍的经典化、孔子的圣人化等一系列制度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经学的出现、孔子祭祀的官方化以及儒学凭借科举制度而成为社会上升流动的必要条件等等。”（3－4页）这就是说，“儒学的制度化”主要是指儒学自身的制度化。

　　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学术都是归属于、依附于某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体系的，而不是相反。例如，一般来说，现代学术是依附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而现代大学制度又是依附于更大范围的现代社会制度的。这也无怪乎那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言行不一：他们一面强烈地批判现代性制度，一面安然地享受着现代性制度所提供给他们的所有生存保障；一面在口头上倡导“自我放逐”而“边缘化”，一面绝不从其占据的大学教授岗位上放逐自己而边缘化。其实，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也是如此。在当前儒学的两翼，即所谓“学院儒学”与“民间儒学”，其实也都是依附于现时的某种制度的。对于学院儒学，陈来教授的观察就是合乎事实的：儒学在当代的开展，依赖于现代的大学制度。（序言）而“民间儒学”其实亦如此，无所逃于某种现代制度的樊篱。最近几年兴起的各种各样的所谓书院就是这样：或者依附于大学教育体制，或者依附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或者本身就是一个企业经营的单位，总之是依附于现行制度。这倒不是说不应该批判现实，而是说，当代思想的一个真正前沿的重大课题乃在于阐明：我们既被现实生活所生成，又因何能够批判现实？但这已经超出了这里谈论的话题。

　　所以，“儒学的制度化”有两个方面：首先乃是儒学“被制度化”，即被纳入某种现行制度的体系之中，然后才可能实现自身的某种制度化。历史上儒学制度化的发生，有当时那个更大的现行制度作背景，即秦汉确立起来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维持了差不多两千年，直到晚清发生社会转型为止。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之一而已，它何以能够制度化？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切莫遗忘了生活，切莫遗忘了当时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此后，自汉代至清代，儒学确然是依附于专制制度的，径可以称之为“专制儒学”。这其实无损于儒学的形象。“五四”激进派对专制儒学的道德批判，其实也是遗忘了生活的结果：他们基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去批评适应于前现代生活方式的儒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专制儒学已经不适应当日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了。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的问题至今仍然有效，仍然是今日儒学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时代课题。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何以可能？

　　在现代中国，“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干春松教授在其《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曾经着力研究“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乃至于被指为“幸灾乐祸”（335页），其实，他的意图在于“以这些活动的成败得失作为今天思考儒家‘实践空间’的借鉴”（4页）。这种理性的态度，我是完全赞成的。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透彻地回答：“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是何以可能的？为此，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事情本身”、面向生活本身。历史上从“儒学的制度化”到“制度化儒学的解体”的转变，正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所导致的社会转型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社会大转型，本质上是两次生活方式的大转型：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表现为诸子百家（包括儒家）的兴起；另一次是近现代时期，学术上表现为新一轮的“百家争鸣”：伴随着古代“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广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兴起了。这两次大转型使儒学历时性地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基本学术形态：原典儒学、专制儒学、现代儒学。

　　所谓“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社会转型”，乃是基于一种“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即生活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本身就是“无”。所谓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生活衍流的一种历时的显现样式，由此，所谓“解释”、所谓“历史”才是可能的。“制度化儒学的解体”的发生，乃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干春松教授关于“制度化儒学的解体”的许多解释，实际上就是在论说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在这个层面上，干春松教授与原教旨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这种“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所揭示的是：生活的衍流显现为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使得儒学的形态发生历史的转换，这不仅仅导致古代的“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同时可能导致现代、当代的更新一轮的“儒学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学化”的发生。事实上，新的“儒学的制度化”正在发生着，但这里的制度是现代性的制度，而非原教旨主义者所崇奉的前现代的制度。那么，某种新的“制度的儒学化”的前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