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儒学化何以可能？

　　何谓“制度的儒学化”？干春松教授也给出了一个界定：“作者所谓制度的儒家化，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德政和王道政治的追求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儒家的经典部分地获得法律的地位，儒生不断地参与到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来，从而使儒家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干预儒家经典的解释，如《白虎通义》等的出现，儒家开始为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4页）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首先，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儒学的政治理念乃是一成不变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儒学的政治理念总是不断地、历史地变动着的。其次，“制度的儒家化”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提法，现实的制度由儒家的理念所决定，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似乎尚未发生。倒是第二个方面可能更近于事实：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干预儒家经典的解释。然而这恰恰是“儒学的制度化”而不是“制度的儒学化”，亦即：儒学“被制度化”，儒学的面目竟是被现实的制度、权力、政治需要等等描画出来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乏儒者的自觉顺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儒学”的异质性彰显了出来。儒家没有新的，而儒学却是常新的。所谓“儒家没有新的”，意即“人天然是儒家”（335页）；所谓“儒学是常新的”，意即儒学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总是历史地变动的。恰如孔子在“礼”（即社会规范建构）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论语·为政》，原文是：“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此，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应该是就儒学、而非儒家而言。

　　问题在于：儒学何以能够“日新”？其实上文已经说明了，这是因为，不论儒学本身，还是现实的制度本身，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传》）就是说：儒家因其儒学形态的常新而是“革命”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的儒学建构总是顺天应人的，即总是顺应于当下的生活的。因此，借用汉儒“三易”的说法：如果说儒家是“不易”亦即不变的、而儒学总是“变易”的，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简易”的道理——“生”的道理：“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传》）儒家以常新的儒学形态而生生不息，乃是因为生活本身生生不息。生活乃是一切的大本大源。

　　总之，惟其“日新”，儒家才能不断地以某种特定的儒学形态有效地切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当今世界与中国，再次的“儒学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学化”才有可能实现。这或许就是干春松教授新著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