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西方文学与艺术潮流中，连波德莱尔开创的时代，也已经属于过去。现代文学已经遇到过它的“黄昏”。从法国诗歌的流程来说，自从进入了当代诗歌的范畴之后，波德莱尔的影响就渐渐减弱，正如有了当代艺术之后，现代艺术的大师们就不再具有同样的地位。如果我们把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各种当代诗歌潮流视为一个分水岭，那么，由波德莱尔开创的“ 现代”或更确切说“现代主义”的时代，恰恰持续了100年。在这百年之中，波德莱尔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家。从狭义的诗歌领域来看，正如瓦雷里所说，首先有“兰波与魏尔伦在情感与感觉方面继续了波德莱尔”，接下来的象征主义诗歌直接从波德莱尔作品中汲取灵感。而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法国最大诗歌潮流的超现实主义则视之为“第一个超现实主义者” (布勒东语)。布勒东在其论著《魔法的艺术》中，对波德莱尔进行了重要论述。现代大诗人、画家亨利·米肖可被视为20世纪的波德莱尔，他通过服用致幻剂，探索人类思维与想像的奥秘，可以说是对波德莱尔的《人工天堂》体验的延续。法国现代诗歌的最后一座高峰，伊夫·波纳富瓦，始终流露出对波德莱尔的敬畏。直到20世纪70年代，像雅克·莱达这样的诗人依然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衣钵，创立了一种具有高度音乐性和散文性的诗体，并与波德莱尔一样，将巴黎这座大都市作为吟咏的主要题材。而从整个文学界来看，波德莱尔的影响更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从普鲁斯特到纪德，再到萨特，甚至包括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布托尔，无不以波德莱尔为参照。而作为艺术评论家的波德莱尔，更是为整个现代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现代派的鼻祖，波德莱尔还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继承。艾略特将他视为“现代所有国家的诗人的楷模”。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德莱尔是了解西方百年现代文学、艺术历程最好的钥匙之一。伟大的文学家者隋自己的预言，因为他们是为后人而非同时代人创作的。纪德在创作《伪币制造者》一书时，自豪地声称它是为50年之后的读者创作的。50年早已过去，并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现时性”。波德莱尔有着同样的意识。在1847年12月4日致其母亲的信中，他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后世跟我是有关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诗歌如何“超前”，却以自己的敏锐，呼唤着“现代的”艺术家。他希望艺术家们能够从现代生活中抓住史诗般的一面，让人看出现代人在灰色的生活中，在他们的“领带与上了油的靴子之下”，是“ 多么的伟大而且有诗性”。这一点，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马格里特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与其说他表现出了伟大性，不如说是仅仅传达了一种诤性。面对大城市，面对人们向大自然中“万物有灵”论的回归，以及向乡村的逃避，波德莱尔独特地提出了对现代大都市的美的传递的要求。这样的要求确实是超时代的，而且放在现今也有现实意义：萨特在创作《恶心》的时候，未尝没有在响应波德莱尔的这一召唤。然而纵观20世纪的法国文坛，真正达到了这一苛求的，也许只有塞林纳的《黑夜尽头的旅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极少数的作品而已。

三
    传记往往把自己放到客观性的保护伞之下。作者皮舒瓦收集到的材料是丰富、翔实、可信的，他的工作方法是极其严谨和科学的，但他坦然在序言中承认了这一“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是这样，尤其当我们想到这样一项工作需要二三十年的长期坚持，如果没有激情与主观性在支撑，那即使可能，也会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为法国现代诗先驱之一的兰波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过这样的诗句：“科学加耐心／真是苦刑!”在“苦刑”般的收集资料、去芜存精的过程中，激情与偏向是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图书馆中的老鼠”的研究者的清新空气。正是由于这一主观性的存在，这部传记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乐趣。时常出现的揣测与反问，以及在笔端不时流露出来的幽默感，为这部由文献、信件组成的传记带来一个个休止符。
    传记作者本人的经验与对人生的领悟，总是会对传记本身的内容与取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波德莱尔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的详细记录与描述，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计算诗人的收入与所欠的债务。一个清高的诗歌爱好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低俗、无聊的事情，而一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上的读者，又可能认为那是一种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绝妙实践。然而，假如我们知道作者皮舒瓦本人最早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可能会明白他的这一选择：这位撰写了法国许多伟大诗人的传记的历史学家是法国著名的法国高等商校(HEC)的毕业生!如今，想入这所在全欧洲排名前几位的商校的人多如牛毛，他可能也是很少几个正式毕业以后转向文学研究的该校毕业生之一。在刚毕业的时候，他曾经当过会计师!于是，对诗人的经济状况进行描绘和计算，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重操旧业。最主要的是，在佩服他能够通过收集到的材料，准确地估算出与波德莱尔本人的算法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种计算从客观上讲是必要的，尤其是波德莱尔在去世两年前远走比利时的原因，通过这一计算而让人显得十分可信。也就是说，一种貌似主观的、与研究者本人的素质与能力紧紧相关的做法，为照亮传主生命中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选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许是文学研究中主客观相辅相成的良好例子。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诗人的传记，更像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非依附在一位伟大诗人作品之上的衍生物。让人感到珍贵的，既是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的大诗人的诞生、培养与成熟，又是——甚至有时更是——在大量丰富的资料中透露出来的整整一个时代的画卷。皮舒瓦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他是法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在撰写波德莱尔传记的同时，他也撰写奈瓦尔、乔治·桑，甚至20世纪的柯莱特的传记。他是波德莱尔专家，同时又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