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化力量，向来与迷信为敌。在近代，当科学与迷信相遇时，科学似乎总显得处于强势地位，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科学开始快速发展，大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科学内容及其产品，在科学强大的优势之下，迷信已经退缩，甚至已经消失了。似乎大众的生活已经完全被科学填充，而迷信，只是曾经在落后的人群中发生的可笑的故事，或者，是今天的人们用来消遣的无甚害处的精神零食。
 
    然而，学者们深邃的目光总是会穿过宁静或者欣欣向荣的表面，用犀利的眼光寻找隐藏在暗处的让人沮丧的事实，并探寻导致这一结果的种种原因。而约翰·C.伯纳姆（Jone C.Burnham）所著的《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一书，就是这样深层次探索的结果。
 
    人们常常认为，在向大众普及启蒙的过程中，科学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在反对迷信的斗争中必然且已经获胜。然而，伯纳姆通过对公共卫生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普及状况进行的研究，得出了让人相当震惊的结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更加发展了的科学却败给了以新面孔出现的迷信（superstition）。而这种失败是如此隐性，以至于大多数人面对现在的局面表现得相当高兴，并且对于科学的未来如此振奋，却忽略了这种表象之下潜藏着的迷信的令人惊异的发展。
 
    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这样一本书中，伯纳姆以科学和卫生领域普及的发展为例，论述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这两个领域内发生的变化，从它们努力占领大众的视野和大脑，到它们最终的退败。并且在论述过程中，时时分析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尽管科学家曾经作过很多努力，尽管科学曾经在大众文化中影响巨大，但是，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化，科学家逐渐退出科学普及阵营而由非科学家群体取而代之。大众与科学的接触虽然日益频繁，却与科学日益生疏。因为他们能够接收到的，只是被科学记者或者其他媒介（如教育机构）拆分为碎片的科学内容。而这些内容，没有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那么它就与迷信没有什么区别，在一些时候，这些“科学”的东西甚至连科学原理也没有，只是一堆事实和结果。这就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类似于信仰上帝的基督教一般的信仰科学的宗教，当然，这是一种比喻，因为它是“对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风格和方式的一种传承。最大的区别仅仅是内容”。
 
    在19世纪，科学家曾经是那样的热衷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甚至提出，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战胜迷信的宿命论，为人的生命带来更多的尊重。然而在20世纪，一些重要的变化发生了。这其中包括实施科学普及的人员的变化，也包括组织科学普及的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导致的，是大众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以及怀疑主义的丢失。当这种情况发生了的时候，科学普及者却无法怪罪大众降低了对科学的需求和期待。
 
    在19世纪时，科学普及的任务主要由科学家来担当。这些优秀而专业的科学家们除了各种关于科学的演讲之外，还参与很多科普书籍的写作，甚至亲自参加中小学生教材的编写。当然，除了科学家，科学普及者的队伍中还有一些科学爱好者，而且他们的科学水平丰富到足以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抗衡。科学普及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公众传达了一种人类的力量感，他们使得公众明白世界是有序可循的，是可以预言并且是可控制的。科学普及者的活动一方面增强了大众对于人类将会进步的信念，另一方面，科学传播者给了大众一种文明的许诺。
 
    然而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进入20世纪后不久，科学家就渐渐退出科学普及者的队伍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在19世纪的时候，中学教科书的作者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科学人”——通常是学院或者是大学里各个学科的专家。在20世纪中期，教科书中至少还会出现一些作为合著者的科学家的名字。而在这之后，中学教科书作者中著名科学家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但是这种退出并不是科学家单方面的原因。对于大众来说，发展中的科学变得不那么容易理解，科学内容变得晦涩难懂，所以必须要经过“翻译”之后才能被大众接受。而对科学家来说，承担这种“翻译”工作是不恰当的（科学发展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从科学普及的舞台上撤出，花更多的精力来追赶本学科的发展速度），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负责“翻译”的人群，这部分人的主要角色是科学记者。他们是负责沟通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可是作为记者，他们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更多采用的是新闻的思维，而不是科学的思维，科学被他们以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得不“在准确性和理解力方面付出高昂代价”。因此作为科学普及的媒介，他们是“有问题的媒介”。公众通过他们所获得的科学，“不是对科学的翻译、浓缩和解释，而是一连串孤立事件和产品”，当强调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技术和科学产品时，公众面对的科学就成了没有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过程的内容碎片，公众因而更加缺乏对科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