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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描绘了美国的那些杰出科学家如何与其他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的历史。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范本，所以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一种民族文化。而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科学观念和科学研究一道为现代化进程增添了动力。
最初研究科学普及的历史学家关注普及者在力求解释、简化和翻译抽象及专门的理论——科学家用来解释自然如何工作的方式——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近历史学家在这个主题下增添了另外的考虑因素：人们对科学普及的反应如何？当人们听到了各门科学中令人振奋的观点后，他们了解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人们忽视了什么？哪些人会忽视这些东西，人们又为什么忽视这些东西？
本书致力于强调大多数人不会谈及的一部分科学家的长久使命。科学一直起到了反对和纠正人们的迷信的作用。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大众传媒——伴随工业化而兴起——充塞其中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忘记迷信会采取新的强有力的形态。我在书中提出这样的主张：在一个高度专门化的社会中，迷信的威胁仍旧顽固存在。
自从本书最初出版以来，迷信的力量以它的新形态继续在美国增长着它的权威。民意调查显示数量惊人的成年人怀疑科学解释和科学权威。他们了解的科学只是孤立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不是需要不断证实、再证实的过程。人民大众越来越生活在虚幻的、支离破碎的电视和广告世界中，或者支离破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互联网世界中。他们学会了把科学“信息”碾成“事实”碎片，从认识自然的相关背景中剥离出来。
先不论美国正在发生着什么，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关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将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关注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历史将会或可能将会与发生在北美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本书的论述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承载着中华文明伟大知性传统的科学家中的哪一部分人会致力于启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
我的论述表明，我也相信，在美国曾经有崇高的“科学人”（men and women of science）与迷信努力作战。他们尽量把科学的非物质利益和科学思维带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 “科学人”除了有助于以及激发一个技术—工业社会产生物质利益之外，他们更与某些狭义的迷信思想和广义的非理性信仰战斗。然后，他们的继任者撤退到了高度分化的专业领域里，科学思维开始败给新闻业、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
我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文化中的状况的论述，向全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有悠久的尊重知识成果的传统，中国如今有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正工作在各个科学领域。我希望他们和其他思想家、实干家都能从我写下的历史中有所借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将使得这段历史有可能被那些对中国的未来极具重要性的人作深入思考，对此我感到很荣幸。
约翰·C·伯纳姆
200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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