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新闻承担科学普及的作用，实在是勉为其难。赋予科学报道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它自然会令人失望。其实，科学新闻和科普文章是需要相区别的，科普文章的目标是科学普及，而科学新闻不是。 

　　小心翼翼是远远不够的，错误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对于一名科学记者来说，事情就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在科学家看来，这些错误是如此扎眼，以致于他们有时禁不住要用“误导”、“无知”这样的字眼来评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C.伯纳姆做得更加彻底，他在自己的书中对西方新闻学的基本准则几乎逐条进行了批驳，他带给人一种感觉：科学新闻似乎从根上就烂掉了。 

　　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这本书中，伯纳姆回顾了美国从1830年起的科学普及史（主要包括医学、心理学和基础科学等领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与迷信战斗的。最核心内容的是，他提醒读者注意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实际上已经被迷信击败了。 

　　伯纳姆总结出了美国科学普及的四个历史阶段。起初，科学不需要经过浓缩、简化或翻译；后来，“科学人”出现了，他们身为科学家，同时热心科普，试图与大众分享他们的“科学的宗教”的观念；再后来，“科学人”退出了，科学普及的任务转移到了教育人员和新闻记者的身上；现在，科学普及只是由一些苍白无力的新闻碎片组成。 

　　现状显然令伯纳姆不满。除了“苍白无力”、“支离破碎”等贬义词之外，他毫不吝惜对科学新闻的轻蔑嘲讽。比如：“在确立报道项目时，媒体操纵者完全沉湎于他们的个人偏见和商业利益”；“媒体赢家往往是那些最上镜的或能说会道的，或者是两者兼备的，或者是那些跟媒体最合作的，而不是那些最典型的研究人员，更不会是科学的宗教成为赢家”；“一句话，新闻标准支配着所有的科学普及”。 

　　在伯纳姆看来，新闻标准对科学普及的支配正是迷信的温床。他认为，科学新闻讲述的都是一件件孤立的事实，并且在报道中忽略了事件的科学背景，这使得科学本身在大众层面上已经与巫术无异。 

　　的确，科学新闻注重孤立的事实，这是其与纯科普文章的重要区别。纯科普的文章往往有着宏观叙事的风格，即以科学发展的宏观脉络为基础，告知读者科学界的主流观点。科学新闻则更为关注科学上具体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进展，展现新理论对旧理论发出的挑战，乃至关心不同学者、学派之间的争执；从一篇科学新闻中，读者不容易获得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和整体印象。 

　　在文本上，新闻的常见模式是“倒金字塔”的写法，报道先将新闻的核心事实讲出来，然后补充一些支持性的细节，最后———如果篇幅还允许的话———记者才会简单介绍科学背景。这是一种便于操作的结构，编辑在加工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版面紧张，那么他可以直接删掉一篇报道的末尾段落而不至影响新闻事实的完整性。纯科普的文章较少面临这种问题，因而可以不紧不慢地从头说起，娓娓道来。 

　　伯纳姆指出，科学新闻的另一宗罪是“追求轰动效应”。这也确实是科学新闻饱受科学家诟病的一点。比如今年有媒体报道“我国279年才出现一次的月食”，就遭到了天文学家言辞激烈的反对，因为“279年”是记者拼凑一些不相干的条件后故弄玄虚的计算结果，而月食现象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观念下，科学在传播过程中势必遭到扭曲。 

　　与科学记者的小心翼翼相对应的是，无论科学家怎样小心翼翼地与记者沟通，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令他们失望的———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被记者在报道中曲解了，自己的成果被夸大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时与记者的个体素质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科学记者和媒体管理者认同的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而是一个媒体的社会”。 

　　伯纳姆还讨论了新闻“造星”现象、新闻报道中的责任转嫁、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分离等等问题。在最宏观的层面上，他成功地勾勒出了科学新闻在科学普及方面的糟糕作为。 

　　然而，伯纳姆在讨论中似乎忽略了其他一些基本事实。 

　　科学新闻既然是新闻的一种，那么它就与其他种类的新闻一样，含有新闻的一些共同属性。新闻的初衷并不是要去普及知识，而只是告诉读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告诉读者一些“事实”。可以这么说，科学新闻的目的并不是去做科学普及。正如，恐怕很少人会认为财经新闻是为了做“经济学知识的普及”。 

　　从新闻写作的一些基本要求，比如“简洁”来看，科学新闻在功能上也不可能起到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普及的作用。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够在地铁中捧着报纸，耐心阅读一篇数千字的、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一路讲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新闻”。 

　　让科学新闻承担科学普及的作用，实在是勉为其难。赋予科学报道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它自然会令人失望。其实，科学新闻和科普文章是需要相区别的，科普文章的目标是科学普及，而科学新闻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