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写作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政治和社会伦理学说，由于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获得了独尊地位，所以这些政治社会伦理学说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秩序的建构。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过程的研究。所谓儒家的制度化，作者指的是儒学在获得官方尊崇的地位之后，逐渐形成儒家典籍的经典化、孔子的圣人化等一系列制度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经学的出现、孔子祭祀的官方化以及儒学凭借科举制度而成为社会上升流动的必要条件等等。而作者所谓制度的儒家化，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德政和王道政治的追求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儒家的经典部分获得法律的地位，儒生不断地参与到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来，从而使儒家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干预儒家经典的解释，如《白虎通义》等的出现，儒家开始为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这种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从上述的角度考察近代以来儒学的曲折命运，其中关于康有为和孔教会的研究是作者用力甚多的部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本书特别强调康有为面对儒学在近代脱离传统制度体系时的一种深刻矛盾：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他认识到传统中国的制度在面对西方制度体系时的危机，进而认为无论教育制度还是政治体系都必须实行改革；但他同时坚信儒学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基础的必要性，忧虑儒学在失去传统制度依托后可能出现的无根状态，所以试图以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存在为榜样，通过建立孔教会，提出重建儒学与制度联结的设想，虽然最终失败。
    作者明确表示，讨论中国制度和儒学的关系，当然不是试图回复到古代的制度中去，或者照搬孔孟的一些制度设想，其根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有关于传统的，即要完整地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体会儒学的全部内涵，必须将儒学的作品和儒家的行为、儒生的社会角色等结合起来，弄清历史上“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是怎样进行双向互动的；二是有关于现代的，即要梳理在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那些试图在现代社会架构内重建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结的努力，如康有为的孔教会等，以这些活动的成败得失作为今天思考儒家“实践空间”的借鉴。作者在儒学的制度化问题上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本书是作者已有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的延伸，应当说，本书在关于儒学与制度互动问题上的思考已经很深入了。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自己常常遇到关于儒学与当代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和儒家的价值在现代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当然就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是，自20世纪民国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教育制度已荡然无存，那么，儒家思想如果对于今天仍有意义，它在当代中国社会又如何存在?不过，就实际情形而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主要面对的是前一方面的问题，即使论及后一方面的问题，也是为了突显儒学的当代困境，并不是真正要去探寻儒学在当今时代如何存在。而本书的关注则体现出，在新的世纪开始以来，对新一代的学人来说，前一方面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儒学的现代意 义差不多已经是自明的了，因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即探讨儒学在当代社会如何存在，如何与新的制度条件结合而存在，成为更受关注的问题。本书及其讨论可以说就是这种新的关注的代表之一。问题意识的这种变化，可以说，体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