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当然要作个规划。但个别出版社只要买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即可按图索骥量力而行。 

    出版管理部门如果能在政策上鼓励，如书号上扶持，更好。 

    当然，在做此事时，1，不能忘了出版的基本导向。2，不能忘了著作权。3，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前人，不要乱改动。见到今年1月出版的3部旧课本，甚至叶圣老编写的一部都大加删削而不加说明；其他两部连书名、出版年都乱说一起。这种做法不足为训。4，吸收新的成果。有些书建国后或原作者，或其他学者进行过加工整理，这些成果最好能吸收，使重印书尽善尽美。如1937年商务出版的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水平非常高。他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游击队牺牲了。建国后王重民先生对之进行了补正。但开放后姚著不少于有5家重印，却都没有将王先生的成果吸收。另外，姚名达还有《中国目录学年表》，是《史》的准备材料，他的《史》能60多年后被大家重印，就在于他的先期成果，也是现在研究目录学史必要的，但谁都没注意。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