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标志着文明传递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因而极大地加快了文明发展的进程。 

    一、重视历史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其文化只能从原有基础，即历史基础上的延续活动才能谈得上长远的发展。这种延续以多个方面和多种形态进行：有高深的理论，有通俗的谚语；有肃穆的礼仪，有固守的习俗；有千锤百炼的文学作品，有随口哼唱的情歌小调。有留于书面的，有仅在口头流传的。不论书面或仅口头，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都在变化。口头流传的，只能从现在的形态中捉摸以前的形态。作为书面文化，除了不断产生新的外，旧的还完整保存着，这就是旧书。由于以前图书的保存，使历史研究有着可靠的材料；而且也可供一般阅读，扩展读者的眼光。这就是口语不可及、文字成为书籍后特有的功能：“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在印刷术进入出版领域后，因为纸张的不耐久和战乱等损失，历代都有旧书重印。但这种重印是很少的。进入近代后，由于出版方式的改变，重印成为不难的事，很多原来已很珍稀的书因此而得以再生，化身千百，广为流传。在近代，出版与古代有很大不同，出版事业中商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出版商为求生存，就拼命寻找选题，抢夺市场份额。一个选题有两个不确定因素：作者能否胜任，出版后有无销路。而且不论销路好坏，都需要付稿酬。所以，从旧书中寻找选题，不失为一个可取的好方法：一堆现存的书在你面前，完全可以慢慢研究其中哪本最好，有无销路。而且选定了不用付稿费，成本低，好销利润又有保证。所以每当新书出版有一定时期后，就有旧书重印活动，“调剂读者口味”。建国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重印建国前旧书很少；但近20年间，建国以前的旧书重印也极罕见，其中原因值得探讨，至少这可能是值得改进的。这是问题之一。 

    第二，老出版人胡道静2000年为《中国出版史料》作序时说：“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刊于该史料集各卷卷端)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间，新出版对我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既是我国的历史，更是我国的文化。而且由于清政府虽有一些禁令而无人执行，其中晚清部分的书、刊、报毫无疑问大多数是进步、推动社会的。民国期间，国民党执政后有过“文化围剿”，书、报、刊中有着对立，然而主流是进步、革命的。这些中的极少数建国后被重印了，其余对今天的读者都极生疏，很少被利用，实在是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三，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晚清和民国间出版的“新兴出版物”却不能再放20年30年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落后，加以传统手工纸完全无法供应，“新兴出版物”完全用西方印报纸用的“新闻纸”印书。新闻纸含有大量化解木材纤维的酸没经过漂洗，或者漂白纸浆用的碱没有漂净，所以很快就会变黄——老化。甚至还有用更价廉而非常脆的有光纸印书。而报纸，读者看过就扔掉，不怕。西方印书用我们称之为“书籍纸”——已经将酸碱漂净的中性纸印。 

    这些书、报、刊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寿命的尽头。如果你到资深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可以见到每天桌子边扫出的发黄的纸屑，——旧报从四周逐渐向里面老化发脆，所以一翻就掉渣。书籍因为当时减低造货成本，都用“三眼钉”或“铁丝钉”。三眼钉一翻线就断了，书页散开，还可以；铁丝钉一翻书页马上从订口处断裂。 

    二、待保护出版物数量庞大 

    近代的“新兴出版物”大概从1896年至1949年，约有50余年，积累的数量没有准确统计。 

    书籍。1961年文化部出版局发起，得到上海市出版局支持，由文化部版本图书馆和上海市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共30多位先生，以上海图书馆藏书为基础，着手编制卡片。经过8年努力，获得实存12万5千种“洋装书”的卡片。因为“文革”和从便利核实的角度，编辑工作由北京图书馆完成，即《民国时期总书目》，共实见图书12．4万种。外加补编的实见中小学教科书4500种。儿童读物收集难，没有编目。这13万种书只有极少一部分用道林纸，一些用书籍纸外，其余难以保存的相当多，似宜设法延长其生命。这仅是1912—1949的38年出版物。从1896至1911年的“新兴”书籍没有统计；这些书籍因为大都用手工纸，保存问题不太大。 

    期刊。仅仅上世纪60年代初编纂的全国联合目录就有2万余种。因为是从各图书馆藏品获得的数据，所以是个内容上中间性刊物的记录。缺各根据地的刊物和在白区难以公开传布的；另一头更缺反动的，这和编联合目录的指导思想有关。该联合目录1981年修订时虽将红色尽量补上，数量没有大的变化。 

    报纸。各经济稍发达的县以往都有报纸，而有图书馆的极少，所以难以收集。现在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建国前中文报仅160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