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修史精神

    盛世修志。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地方志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全国掀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上海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成立机构、制定规划、组织队伍,全面开展了地方志编修工作。当时规划确定,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应完成一部《上海通志》、由10部县志组成的县志系列、12部区志组成的区志系列、110部专业志组成的专业志系列。近二十年来,全市方志工作者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三个系列志书的编修和出版。现在《上海通志》的问世,标志着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任务已经划上圆满的句号。 

    《上海通志》在上海地方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上海通志》的编修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其耗时之长,参与单位和人数之多,恐怕在上海文化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1987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一成立,就提出编纂《上海通志》的初步设想,后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反复组织研讨,至1993年方拟定编纂方案和篇目大纲。仅此一端,即费时五六年;1994年市委、市政府批准编纂方案,正式启动编纂工作,从初稿至分纂、总纂,从核实史性至补缺、修订,易稿不知凡几,耗时达十二年之久,其工作难度可以想见。其间,全市上百家单位参加承编,近千人收罗资料、撰写初稿,专家参与,众手成志,工程之巨亦可见一斑。其次,《上海通志》凡46卷,1100万字,巨制鸿篇,资料丰富而翔实。记述时限从上海成陆直至19 95年,时间跨度2000余年,记述门类涵盖了自然、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达到了地方志“横不断项,纵不缺线”的要求,堪称上海的百科全书。因此,上海方志界同仁习惯称《上海通志》是上海地方志的主体工程,此言并不过分。关于地方志的功能,历来“存史、资治、教化”之说,我们相信《上海通志》的出版,也必将在上海“三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包括《上海通志》在内的上海地方志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得力于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早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就发表讲话,对上海全市的地方志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他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在深刻阐述地方志工作重要意义的同时,明确要求“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不仅为地方志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极大鼓舞了修志工作者的士气。此后市委、市政府的各任领导同样十分重视和关心《上海通志》的编纂和整个地方志工作,不断听取汇报和作出指示。市委宣传部历任领导经常关注《上海通志》编纂质量与进度,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同时从各个方面给予地方志工作大力支持。承编地方志和《上海通志》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普遍把这项工作纳入计划,作为重要工作予以落实,做到了“领导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条件到位”。正是全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才从根本上保证了《上海通志》编纂和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海通志》的出版和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规划的完成,凝聚着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心血。《上海通志》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其实,现在已经出版的三个系列的每一本志书也都是不小的工程。参编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以上;一般花五六年时间编修,有的则要积十年之功方能成稿,恐怕只有局内人知道其间的甜酸苦辣。尤其是地方志成书周期较长,不像有些工作那样显山显水,一般人也不甚了解地方志工作,如果没有一点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精神,“板凳要坐十年冷”,确实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在这支修志队伍中,有学识广博的学者,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更有众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不图名利,在地方志园地中辛勤劳作,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一批从实际工作第一线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凭借着对本部门、本行业情况的熟悉,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为《上海通志》和众多区县、专业志书的编写呕心沥血,有的甚至倒在修志的岗位上,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感佩。正是有了这样一支坚强的修志队伍,才使《上海通志》得以奉献于社会,才使上海志苑百花盛开。他们在记述着历史,相信历史也不会将他们遗忘。 

    《上海通志》的出版既宣示了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任务的胜利结束,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一轮方志完成之日,即是新一轮方志开编之时”的意见,也意味着第二轮上海地方志编修工作即将拉开序幕。盛世修志写春秋,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专家参与,众手成志”的指导原则,发扬首轮地方志编修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上海地方志工作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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