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着成百上千史志工作者的心血、历时十余年、凡十巨册、四十六卷、一千多万字的上海第一部市志《上海通志》终于出版了。这是上海文化史上一大工程，上海史志学上一大丰碑，实在可庆可贺。 

    上海地区之有方志，始于《云间志》，宋代杨潜等编，成于公元1193年(宋绍熙四年)，有明代抄本。第一部以上海命名的县志是《上海县志稿》，明代顾彧编，1370年(明洪武三年)编成，已佚，在《永乐大典》等书中录有部分资料。第一部有关上海地区的府志是15 12年(明正德七年)的《松江府志》。以后，形形色色的关于上海的地方志、乡土志、专门志不胜枚举，到1949年以前就有255种之多。但是，到二十世纪结束还没有一部上海市通志。上海作为中国最大都市的历史，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方志界前辈曾想编纂市志，也切实努力过，但是，没有成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上海市政府专门设立上海市通志馆，由柳亚子先生总揽其事，拨发专门经费，调配众多专家，包括徐蔚南、胡怀琛、蒯世勋、席涤尘、胡道静等一批硕学鸿儒，专事修志工作。通志馆诸位先生全力以赴，黾勉以求，翻阅档案，检索报刊，移译外文，访查古迹，并向各国驻沪领事馆征集史料，至1936年，已草成《上海市通志稿》初稿十一编，包括历史编、地文编、政治编、学艺编等。上海通志粗具规模。令人发竖眦裂而扼腕叹惜的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八一三事变，侵略上海，通志馆务被迫停顿。第一部上海市通志至此夭折。那批志稿辗转多处，幸免兵燹，现躺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我们前几年编写《上海通史》时参考过。大多数志稿系小楷工笔誊抄，字里行间，密布批语和修改文字，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通志馆诸人念念在兹，希冀复馆重振，但因烽火连天，国运多蹇，均没能看到通志的出版，赍志而殁。志运系于国运，志运犹如国运，即使能干如柳亚子、博学如胡怀琛，亦徒叹奈何。 

    改革开放以后，万物复苏，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得以恢复，全国各地均设方志机构，调人拨款，新修方志。上海从80年代起步，历二十余年，修成各种区县志、专业志百余种，每种字数少则百万，多则二三百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在此基础上，《上海通志》正式启动，调集专家，汇集资料，撰稿、改稿、审稿，补阙纠谬，删繁汰冗，琢之磨之，精益求精。此项工作之烦难艰辛，非局内人很难想象。古之修志，恨其资料少，今之修志，愁其资料多。志书贵在存史求真，门类齐全，提纲挈领。要在种数过百、字数逾亿的区县志、专业志中，取宏用精，钩稽贯串，批沙存金，谈何容易！翻阅《上海通志》，我深感此书确实不同凡响，洵为佳构力作。门类设置方面，在齐全中凸显特色，传统地方志中的许多要素，诸如建制沿革、环境、人口、人物等，均被发扬，还因地制宜、因时置宜，写了许多上海特有的内容，诸如外国租界、侨民社区、会馆公所、浦东开发开放等，很好地处理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资料使用方面，于继承中有创新，一秉求真求是原则，吸取了学术界大量研究成果，也有许多新的考订、补充。文字表述方面，于准确中力求简洁。古之事简，故古代方志多简要，今之事繁，故今之方志多厚重，不厚重则不足以蒇其事、副其实。本书在厚重中求得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事与事之间不矛盾、不重复，纲举目张，繁简得当，殊非易事。 

    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三大功能中，首在存史。有关上海历史的书籍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包括通史、简史、史话、辞典、百科全书等，但是，任何一种都不能取代通志的功能，因为其资料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的资料，其表述是经过有关部门认可的表述，集资料的可靠性与政府的权威性于一体，远比一般史书可信可靠。《上海通志》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上海、研究上海、建设上海，对于上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它很厚很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