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文》：Z.O.S，能和你们对话很高兴。虽然不少读者已经很熟悉你们了——刘童和曾尹郁都已出过两本畅销小说，肖水也是“80后”成名已久的诗人——对《新作文》的读者，你们还是先简要地说下自己的近况，好吗？

    曾尹郁：我现在湘潭大学法学院读三年级，刚出过两本小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少年》和《青春不解疯情》。

    刘童：我已经脱离了学生的身份两年了，现在北京主编一档日播的娱乐节目。我的小说是《开一半谢一半》和《五十米深蓝》，希望大家还能想起我。

    肖水：我头顶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了。我现在复旦大学法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我们虽然演的是“三城记”，心却是在一起。

    《新作文》：好！接着……我们都很年轻，有人说“成长中的少年”最大化地享受了“现代化”，并且陷入了“享乐主义”。但刘童似乎是一个警醒者，有一篇文章曾引发社会上对于“伤残童年”的讨论，是什么引起你对这种问题的关注呢？

    刘童：所谓“伤残童年”，其实并非仅指肢体或器官的缺陷，而是指童年记忆的缺陷。那篇文章叫《那个女生叫开开》，作于大四。那时我发现，记忆在不断模糊，从而回忆变成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多数人的童年都因此残缺。于是，我试图逐个回忆自己所认识的人，发现每个人都对自己影响都很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可能因此而改变。开开是我的小学同学，智障，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所有人都不知道，只觉得她是傻子，于是大家都去欺负她。而作为她朋友的我，却只能旁观。多年过去，我很愧疚，童年对她的伤害，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对自己美好童年的伤害，这就使我们的童年变得不完整。

    《新作文》：如今青春写作少有作品真正地关注这些严肃的话题了，但你们似乎在顽强地坚持着某种努力，这样的努力有怎样的意义呢？

    刘童：“80后”多数人的写作是从“我”出发的，所有感触都以“我”的理解世界与社会的程度出发，在范围和经验上非常有限。如果“80后”从更多的“他”出发，将会对社会和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对比。“我”只是一人，而“他”则有千万。无数个千万才是社会，才是世界，才能够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才具有少许的社会意义。

    《新作文》：这似乎反映了我们这一代视野的狭小与局限、精神世界的枯竭，这与“伤残童年”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关联的吧？从这个角度出发，你们觉得我们面临的世界该如何形容呢？

    曾尹郁：我个人并不觉得我们的视野狭小、局限，精神世界非常枯竭，相比之前的许多年，我看到的是整体性的进步。新生代的人更独立，也更会思考。即使那种思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直觉般的排斥或接纳，但也说明了一种爆发和转变。我们更应该看到希望，就如海明威所说的：“这个世界足够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新作文》：如诗歌的美好，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最早听说肖水是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诗人”，而现在──好像是第一次出版作品吧──呈现给我们的却是长篇小说。在写作上，诗歌和小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请问你在其中是如何把握的？

    肖水：80后的诗人在最近一年里，一直面临着诗歌和小说的取舍。如大家所知，80后文学的命名首先是从诗歌起步的，到了郭敬明等人锋芒毕露之后，这个概念才扩展到了小说写作。80后的诗人就像商品一样，他们期待着被人拿进购物筐里，但当代诗歌实无市场可言，于是出现了80后诗人的“集体跳水”──他们都跳到了小说写作的货架上。也许有人会说我也是那样一件急功近利的商品，迫不及待，改头换面，希望获得一个“好价钱”。但我想说的是，小说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并不会完全占领诗歌的领地。《恋恋半岛》断断续续写了9个月，其间我并没有放弃诗歌写作，反而我的语言受到了极大的锤炼，几首令人惊喜的诗歌出其不意地产生了。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我的诗歌和小说能有一个很好的进步，也期待着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不像大多数80后诗人那样趁夜色逃亡。

    《新作文》：听说你们似乎都有过类似于“逃亡”的“漂泊”的经历，给我们说说好吗，这对你们的写作和成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刘童：对我来说，所谓漂泊，并非现实生活里的不稳定，而是目标的漂浮。我从郴州到长沙，从勤勤恳恳工作到义无反顾辞职考研，然后以一分之差与研究生失之交臂，再到北京工作。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漂浮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反复的过程。我不停思考，到底自己是谁，适合什么，属于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追求什么？建立，推翻，建立，再推翻，顿悟，行动。对于成长来说，虽然越漂泊越成长，但要在漂泊中及时给自己定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然漂到乱了方向，整个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