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旧书一直是让无数读书人神往的一件事，但目前在上海，旧书业却因为资源枯竭、读书人口减少、盗版书和特价书横行等因素而举步维艰，这些都与不景气的读书、出版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上海久负盛名的新文化服务社九华堂书斋，坐落于瑞金二路410弄的深巷中。穿过吵闹的街道和长长的居民住宅区，拐过一道弯，“新文化服务社”的牌子才跃然眼前。走进店内，约150平方米的开间和满目的图书，才突然让人惊觉，这也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国营旧书店。

　　开业16年，新文化服务社以公道的价格和周到的服务，树起了自己在上海旧书业的名气。即便如此，旧书业普遍面临的成本、货源等因素的限制，同样使它举步维艰。这家开在深巷中的旧书店尚能维持，而更多的旧书店，巷子不深，飘出的书香却不再能吸引人。主管新文化服务社的上海图书公司，目前下属有5家旧书店。经理殷小定说，在旧书业兴旺的上世纪50年代，图书公司拥有十余家旧书店，门面都在120平方米以上，其中淮海路门市部有200多平方米，福州路门市部有1000多平方米。

　　新文化服务社收银台后的墙壁上挂了一块牌子，逐条列出上海图书公司下属旧书门店所在地。一张薄薄的白纸，遮去了其中两家已关闭的门店。“现在，我们的旧书店越来越少了。”新文化服务社的营业员指着这块牌子对记者说。

　　旧书市场，曾经是文人雅集寻觅“知己”之处。民国至今的读书人，更是津津乐道于在旧书市里寻觅到的“惊喜”，用笔墨留下了许多淘书故事。然而，一度是读书人天堂的旧书市，无论在卖书人或买书人眼里，如今都暗藏隐忧。

旧书资源严重不足　　“淘书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的乐趣。带着问题、带着求证的动机到旧书店翻翻书，或许能激发出更多问题，或者能发现答案。已有的知识与书中知识之间会摩擦出智慧的火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作者徐雁自称也是个“淘书迷”，“淘旧书的乐趣旁人很难体会。”徐雁说，在写作《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的过程中，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旧书店，感到目前旧书业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严重不足，甚至到了枯竭的程度”。旧书量的减少，也使不少淘书人失去了很多“发现”的乐趣。

　　民国时期的旧书市场，旧书数量多、品质好，至今仍是许多读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徐雁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清末留存的线装书数量很大，其次，“文化价值观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人认为作为旧文化载体的线装书不再有价值。受到新文化熏陶的人把书拿出来处理，认为线装书仍有价值的人就得到了选择的机会。”正是通过这一价值观的分化，旧书资源在民国时期重新整合。

　　在价值观相对稳定后，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收藏习惯，限制了流向市场的旧书量。徐雁举例说，在国外，很多人买进某本书看完后，会趁书还畅销的时候卖出，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10年前，由于经济条件、住房条件的限制，新书从买进到流出的周期基本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现在的图书基本上一到两年后才会流入旧书市场，货源就变得更少了。”殷小定分析说。

　　在徐雁看来，新书市场是与旧书市场相辅相成的。“图书花花绿绿、披金戴银，似乎很漂亮，却造成了旧书市场的泡沫化。我们怀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书，其实是对现在的图书的反叛，认为现在的图书华而不实。”在采访中，不少旧书店店主也对记者抱怨新书粗制滥造，使得旧书市场的品质无法提高。

　　货源的限制，使旧书行业产生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心态，很多旧书店的店主并不希望自己的店里“人气太旺”。“开业一年多，顾客的数量始终没有很大变化，买卖量也不会很大。这是一个平衡的量。”古月书店位于国权后路23号,复旦大学周边幽静的一隅,来往顾客稀疏，通常店里只有一两个人在挑书。但店主胡愚担心的并不是顾客少，“真的门庭若市也不行。每天从家庭、工厂等地方淘汰的旧书量是有限的，生意太好，图书进货就会跟不上。”

　　“网上开设旧书店后，很多旧书被网络分流了。”古月书店是一家从网络“起家”的书店，胡愚自认为“没有网络就可能没有古月书店，有网络才有底气开古月”。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展业务近两年后，胡愚才选择复旦大学周边开设了古月书店，目前书店二分之一的业务仍来自于网上，通过网络，古月书店的旧书远销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