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几点启示和反思
         
    A、 安德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也尽量不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因为这不足以解释个人何以如此强烈地被召唤为或认同一种“民族身份”，因此，民族和民族认同对于个人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是历史的产物，即“文化人造物”，强调了文化/语言在建构民族想象和认同的作用。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都非常强调经济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盖尔纳在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结构中论证民族主义只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霍布斯鲍姆则提到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关于“国民经济”的论述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如亚当·斯密，后者是以企业为经济单位，而前者则把国家/民族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当然，斯密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的理论建立在对古典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史密斯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则坚持民间、传统文化在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强调某种连续性（批评对民族主义现代主义解释的断裂论），认为“族裔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与经济发展趋势没有联系”（P83）。而印度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书中，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对于民族的不同表述之间进行斗争和协商的场所”（《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P6），在这个场所中，有西方的、启蒙式的、进化论的意识形态支撑下的民族历史的叙述，还有借重/挪用了宗教、“封建”等民间、传统资源的民族主义话语，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正是在这种“复线的历史”的斗争和协商中产生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为了超越冷战逻辑和经济还原论，但是，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简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并不缺少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比如列宁对于民族自决权的阐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考凯杜里的《民族主义》（P83-85）和汪晖的《亚洲想象的谱系》一文。
     
    B、 从安德森对于中南半岛和中越战争的讨论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无法处理这类问题的局限。战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而国家又是以“民族”为自我合法性基础的。因此，安德森从民族的角度来处理国家之间的战争，似乎就暗示了，民族/国家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或者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但是，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并非自明的，某种程度上，相对民族来说，国家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或者说建构一种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不过是建立国家合法性的比较方便的来源。正如霍布斯鲍姆所强调的“‘民族’的建立更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P10）。从这一点来说，民族主义的问题是不可能与以国家为单位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分开来谈的。举不恰当的例子，台湾尽管可以从其内部来形塑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是作为“国家”却需要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关系中获得普遍承认。
         
    C、 安德森质疑了从欧洲中心的角度来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突显民族主义在不同区域的复杂性。可是在安德森的叙述中，民族主义象一幅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南北美洲到欧洲，再到非欧洲国家。这种从一个原点/原型，进而散布到全世界的民族主义的解释模式，使后来的民族主义成为对最初的民族主义的原型“盗版”和“反射”，这或多或少，有目的论和本质主义的嫌疑。
          
    D、 安德森特别强调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印刷资本主义形成了“读者同胞们”/匿名的共同体，突现了语言在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当中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引申研究可以参考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柄谷通过对德里达的批判性阅读，指出了语音中心主义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后续的回应也可以参考汪晖对中国的讨论《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
           
    E、 在安德森的叙述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民族认同当中的角色。无论是欧裔海外移民所创造的“美洲民族主义”，还是19世纪的“词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对于推广方言化的作用，还是在官方民族主义当中形成的双语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参与印刷资本主义的报人，可以说，知识分子在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尽管安德森批评汤姆·奈伦对知识分子发动下层民众的描述，但他并不否认，尤其是在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中，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邀请”民众加入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提出一个命题，“从世界史的角度观之，资产阶级是最先在一个本质为想象的基础上建立内部连带的阶级”（P91），这种对于阶级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非常不同。